记得初次看到小悦悦的出事的视频，是在贴吧里。汉服吧里从来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硝烟，也不乏对此作无端挑衅的帖子。那个帖子的名字很激烈，有说汉人怎么猪狗不如的意思。抱着反驳的心态想去看个究竟。结果一瞬间真的震惊了。 播音员请电视机前的孩子离开，因为她害怕会对孩子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开始还觉得会夸张，毕竟对国人的一些心思还是心知肚明的。看到后来，却是越来越感到虚弱、不解、难过、愤怒，以至于绝望。我试着想想孩子躺在自己的血泊里，用神志不清的嗓音唤着妈妈的样子。想象着她一再被沉重的车轮碾过时的疼痛。想象她想向路过的叔叔阿姨说痛，却没有力气… 没有胆量去想了，到后来已经完全不愿去想了。 十八个默默远去的背影，写下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冷漠。其中有一个还是孩子。如果那个孩子事后知道自己当时遭遇的情况，他会不会自责，又会怎样地在周遭的谴责和鄙夷下成长下去呢？看到网上有对当时行经的几个路人的采访，他们在世人的眼中已诚然是了冷漠与卑鄙的综合。被世人撑了腰的媒体人忘掉操守，开口闭口不离指责与问难。仿佛世人的冷酷都应该由这些人全然背了去。“你为什么不救？”这么问的背后实际藏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换了我我一定会救的。”或者还有一个更阴暗的潜台词，“你让我想起自己也不会救，所以你让我难堪了。” 可是孩子呢，那个和妈妈一起路过的孩子怎么办？会不会有心血来潮的记者堵在他学校的门口让他想起不堪承受的回忆。或者看到母亲被激烈的言辞责问却不敢声张，他会对世界和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说实话，在当时的情形下，真有几个人会救呢？ 冷漠的字眼充斥了媒体。官方和民间的愤怒和无奈纠结在每个还有良心的人的心里。可情况是什么呢？看到正在发生的不幸，很少有人再挺身而出。哪怕一个援手，一个简单的动作。中国人怕了，被乐于助人的骗局吓怕了。 扶不扶，在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纯粹形而上的辩证问题。 虽然不熟悉彭宇这个名字，还是知道有一个助人为乐的青年曾经被自己好心救起的大妈讹诈。乃至于后来从各地衍生出各个版本的彭宇案。再后来，便又有了许云鹤案，性质与前者相似，本质却有了更令人不安的进展。就前者而言，彭宇扶起老人的时候。老人还口称感谢，只是不知为何后来改了口风，一味咬定彭宇就是撞到自己的肇事者。而后者，违章翻越防护栏的王老太被许云鹤扶起的那一刻，拿起电话打了一个决绝的电话：“我被车撞了。”相较于前者，这可真有了碰瓷的嫌疑。 在我看来，碰瓷的来由，最初倒是一些真的受害者。他们被无端地撞倒，受了伤痛，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肇事者逃逸，或者根本不知道肇事者是谁。他们自己需要垫付高额的医药费，却没有人赔偿他们。福利和法律在此时陷入无可奈何，诉讼的对象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故而他们不得不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人。法律的漏洞使他们的受害变得无足轻重，于是这种无足轻重遂被自重的他们代替了道德的真相，推上了无尽循环的怪圈。这种现象渐渐多了，漏洞越扒越大，法律方面没有对于乐于助人者的声援，又没有对原告们一点有效的安慰。立足道德的空洞劝解，对原先受到侵害的原告们没有半点说服力，相反，他们的律师还往往会煽风点火——为雇主捞取更多利益以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见识过一些法律工作者信口开河的原则之后，我相信这也是“依法治国”的一大痛处。于是乎一场场以法律漏洞对抗道德的行为艺术为来日方长的讹诈和财路铺好了金砖。碰瓷作为改革大潮中拜金主义催生的又一大投机行当，坦坦荡荡地走在了卑鄙和铜臭环绕的大道上。 道德在被告席上的尴尬败诉不久传遍了国土，经过红色伤痛原本就已畏缩的良心至此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从过去“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转变成为“见到倒在地上的老爷爷老奶奶千万不能扶”。所有成年人也用一种明哲保身的优良传统将这种心知肚明落到了实地。活雷锋从此成为了傻子的代名词，连同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一起埋葬在不完善的法制那断章残简拼凑的文字狱里。 有人对此呼吁立法对不施救者作出惩罚。这当然只是一点。然而对于无师自通功利理论的国人来说，若对于施救者没有声援与保护，惩罚的力度纵然大了，面对还要被人诬陷平白失掉名誉和金钱的三重压迫，效果怎样自不必说。有记者找到最初撞倒小悦悦并踩油门碾压过去的司机，问他当时怎样作出这个决定。他头脑很清新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完美的成本效益分析：压死了事，不过赔三四万。要是没死，医药费都要赔十万…有多少人把所有事物，甚至生命的价值用钱这一等价物来衡量，宁愿背负道德上的沦陷，也不愿用物质支付自己罪过的代价。现有法律体系规定的代偿，此时又给了他们冷酷的理由。 在此不可否认的是，小悦悦的父母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放任两岁的小女儿在路上游荡，这实在不是有责任心的父母能做出来的事情。国家的法律，在这一块也显然是空缺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秉承这一古训，中国对父母职责的立法和执法始终都脱不开乡绅式的温文尔雅。看过一些外国电影的人应该知道，一些国家对父母的责任有很强硬的规定。常常有不太尽职的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甚至探视权，而且说到做到，绝不姑息。中国何时能做到这样，相信在人来人往的车流中独自受伤的孩子也可以减少许多。 我曾经看到过社会的爱和希望，那还是三年以前。5月汶川的惨状冲击了所有国人的心灵。大家在主流媒体催泪的宣传下纷纷响应救援帮困的号召，那时的场面真是壮观的。时至今日还记忆犹新。各种生命的奇迹被挖掘放大，各种助人为乐舍生取义被讴歌被信仰，母爱、师爱、友爱、夫妻之爱，都被按照我们最理想的想象描绘了出来。半旗、黑网、停娱、默哀。都是那么得具有感人肺腑的功效。 但是，不久之后国人容忍的底线就被各种曝光挑战了，豆腐渣工程、捐款被贪污挪用、红十字会的高利润等等。种种能让人扼腕的真相让人们不禁怀疑自己的善良是否中了一些无良者的下怀。从此对于善行，人们越发有了三思而后行的经验。这种所谓的理性在冷漠中占优多大的分量，我无法估计。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时至今日，群众在许多不幸的事件被曝光之后，还纷纷慷慨解囊。小悦悦接受治疗时收到多少捐款，我没有看过报道；好心的阿姨拿到多少奖励，我也没有数过，估计都不在少数。这是他们应得的赔偿和嘉奖。对国人事后能做到的善行，我也在心里有了确数。 张中晓说：“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恐惧外在的生存（肉体）的消灭和世俗目的的丧失，而不是由于荣誉、负责、诚实和良心。中国人的善心与善行，实际上是一种粗野的唯物论和荒谬的神秘主义的结合。”群众对小悦悦捐款时抱的或许不是这样的心态。那冷漠经过的路人抱有的又是怎样的心态呢？群众事后的热心在事发当场是否能得到实际行动的诠释呢？如果救赎从来只能那么迟到，还会有多少悲剧发生在正在进行时的路上呢？ 斯宾诺莎认为德行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在于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存在。当一个社会中德行再也不能带来存在的幸福，而是失望和懊悔之后，就只能任由通行证和墓志铭的隐喻牢牢地劫持价值，并成为最高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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