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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在月球上可以见看见中国人的两大创举，一是长城，二是京杭大运河。后证明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但也足以见得人类社会对长城的推重。想想也是，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工建筑修了绵绵两千年，而且总长度达万里以上？那是毅力、时间的结晶，这使我们每每谈及长城都有一种历史的凝重感和身为华人的自豪感，这时的我们是有自信心的一个群体。
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原因，多数人知道是中原封建王朝为抵抗草原少数民族政权的袭扰，而且也确是农耕文明对抗游牧文明的一条良策，但这不全面。据史料记载，修建长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防止汉族百姓的逃亡。随着中原封建社会统治的不断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更加严酷，而少数民族地区虽也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但程度远小于内地。故大量被剥削的几近破产的农民将曾经的化外之地视为乐土“思而慕之”，于是零星的、携家带口的由内地向关外的迁徙绵延不绝于史，当内地阶级压迫和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整个家族、村落大规模的逃亡就出现了。
针对这一问题，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采取的策略基本相同，都是强化长城附近的军事力量，即外防蛮夷，内防逃亡，显示出当时统治集团的不自信。也有少数明智的统治者认识到：以一道长城防止百姓逃亡只能是辅助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轻徭役、减赋税等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举措出台了，“故土难离”观念颇重的老百姓也就安居乐业，边民大规模逃亡现象便明显减少，但这与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年长城附近边民大量逃亡的主流现象相比，只是几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因为明智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史也就成了中国的长城修建史。
现代人再回首看两千年里不断迁徙、逃亡的边地先民，估计十有八九不会指责他们背弃国家，也不会给那些无奈的逃亡者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这体现了现代人的客观和理性。那对同时代的某些人和事，我们是否也具备相同的理性呢？早些年，某些到海外流学、工作的人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并由其自主选择，申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绿卡”，国内便有许多“爱国者”愤愤然，责其数典忘祖、忘恩负义。不留恋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毅然回来报效祖国的人是高尚的爱国者，他们永远会得到我们的尊敬。可选择暂时或长期不回来的人就错了吗？所谓“绿卡”不过是所在国一种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许可证，得到“绿卡”的外国人仅仅是拥有了在该国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权利。难道选择在国外居住和工作就错了吗？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对申请绿卡者的非议渐渐少了。不久前，又集中爆出部分著名演艺明星加入外国国籍的新闻，漫骂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搞得很热闹。其中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中国观众养活了你，你却加入外国国籍，实属养不熟的“白脸狼”！笔者笑了，而且笑得肚子都疼：按照这个逻辑，已故的莎士比亚、卓别林、高尔基、马克吐温，健在的阿兰德龙、山口百惠、比尔•盖茨、霍金等都得加入中国籍，因为中国人民喜欢、购买他们的劳动成果，养活了他们啊！
上世纪60年代，新疆数万边民受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挑唆逃亡到前苏联，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愿意走，可以欢送嘛！”30年后苏联解体了，哄抬的物价使人们一夜之间几乎变得一贫如洗，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现在繁荣富强的中国，纷纷要求回来。30年前那些边民为什么逃亡？因为当时前苏联确实比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富裕，而30年后曾经逃亡的人们之所以要求回来，其原因则是我们发展了、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足了。毛泽东主席敢于做出“愿意走，可以欢送嘛！”的决定，就是源于老人家强大的自信：中国一定会繁荣富强起来。当然，如今申请绿卡和加入外国国籍的人们，与30年前逃亡出走的边民有着本质的不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选择，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的魅力不容否认，也是某些选择出去的同胞们的首选目的国，而坚决要求去乌干达、伊拉克、柬埔寨的则少之又少。因此，选择出去的人一定是认为他所选择的国家更适合他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笔者以为，选择在哪里居住和工作，选择加入哪个国家的国籍都是当事者的权利，而且都会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我们应予以其选择权应有的尊重。
现代社会人员流动着居住、流动着工作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一味地对这些做出不同选择的同胞进行非议，反倒映衬出我们对自己和我们国家前景的某种不自信了。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我们全民族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管理得更加适合大家生活、工作和发展，才是我们这些仍留在国内的人所应该做的。老人家30年前有开欢送会的自信，咱后生晚辈更当思而慕之，慕而追之，因为今天我们的基础要比30年前强得多啊，咱的底气似乎也更应足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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