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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马路的尽头，有一片新建的民族形式的房子，这是这儿的一所有名的托儿所。
我们一进托儿所，四十多岁的女所长就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说：
“同志！看看我们的设备吧！这一代的儿童真是幸福极了。”女所长指着一大堆精巧的玩具说：“这都是从上海订做的，有些还是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买来的。瞧，这架电动飞机咱们这个城里就做不出来！你说这些娃娃们真怪，花这样多钱买的玩具，他们玩一会就腻了，他们对泥、水却感到那么大的兴趣。”看完玩具，所长又领我们去参观孩子们的住处：“你看看我们这钢丝床，为了订做这钢丝床，我专门到上海去了一趟。”
“多少钱一张？”我问。
“值不了几个钱，才百多元。”所长大概怕我们没注意到铺在小钢丝床下的漂亮的红地毯，故意提醒我们说：“有了地毯孩子们从床上摔下来也不要紧。这地毯是我亲自到天津买的。你们看吧！孩子的宿舍和活动室里都有地毯。你们知道，这些孩子可特别调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的，有了地毯，他们就是在地上摔跤也不要紧。”
接着，所长又夸耀地向我们介绍建设这个托儿所的经过：“置办这些设备可不容易呀。你知道，为了经费我到财委跑了多少次呀！那些管财政的同志可真抠得紧。我对这里财委主任说，咱们闹革命，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后代吗！托儿所里可还有你的两个孩子哩！我作了十万元的预算。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把主任说点头了。主任说，十万就十万吧！可是你得保证不要叫孩子瘦了。”
停了一会，她又加上一句：“唉，办个托儿所，就是不容易呀！”我不知道她是说置办那些设备，还是说教育孩子。
在另一个院子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把所长叫出去了。我看见假山旁边有几个娃娃在热烈地议论着，我走了过去。坐在假山最高处的一个较大的孩子问他旁边的一个小孩：
“保子，保子，你大了干什么？”
“我开火车，我开着火车拉很多的人，走得很远很远的。”
“哼，我才不开火车哩！火车司机多脏呀！”
“你开小汽车吧，南南！”保子接着说。
“我才不开汽车哩！我家就有小卧车，我说叫司机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
“那你干什么呢，南南？”
“像我爸爸一样当部长，有小卧车不用走路，他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
“部长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比南南说话更凶的小家伙说：“我才不当部长哩！我家也有小卧车，比你爸爸的车还新哪。我爸爸是司令员，他还管部长哩！”
“司令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是政委，司令员还要听他说哩。”一个叫生生的神气十足地说。
“部长、司令员、政委又有什么了不得，你们的爸爸都要读我爸爸写的文章，我爸爸是作家。”另一个说。
“作家算什么！”
“政委算什么！”
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生生把另一个娃娃打哭了。所长匆忙地跑过来批评生生说：
“生生，你怎么又打小弟弟呀?”
“你管不着，你所长算个什么东西，你还受我爸爸指挥哩!我爸爸叫你滚蛋你就得滚蛋。”生生骂了几句跑掉了。
“哎呀呀，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办了托儿所，可是培养出这样一些小少爷，真是……”所长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向我们苦笑着。
所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起来了，一位年轻的阿姨跑来喊：
“所长，有人请你讲话！”
“什么人找我讲话，就说我忙着开会哩！”
“不，他一定要你讲话。”
所长迈着四方步走到办公室，不高兴地拿起电话耳机：
“好好，你讲吧！要送娃娃吗，对，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位置，可是你是哪级干部……那不行……”所长砰地一下把耳机放下了。
此刻大门外面传来了清脆的汽车的喇叭声。不一会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胖胖的女干部。所长迎了上去，两人热情地握手，看来大概很熟。
“你怎么有空来啦？王同志！”所长说。
“他爸爸又想生生了，我出来买点菜，顺便把生生接回去。”
所长迟疑了一会儿，像是要坚持他们托儿所的规定：不到星期六不能接孩子。可是她没有坚持，却连声答应“好吧，好吧！”这位妈妈，一见生生就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看了又看，一边说：我的好宝宝，我的好乖乖，你爸爸又给买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啦。接着她就从头到脚地在生生的身上检查起来了，结果发现了生生的腿上有一个地方擦破了一点皮。这位太太满脸怒气地用眼角斜扫着托儿所的阿姨们说：
“这是怎么搞的，真是乱弹琴。”
“生生好打架。”一个年轻的阿姨走近来说。
“打架打架，要你们干什么！”
“你们的孩子谁管得了，谁管骂谁。”
“胡说八道，真是不虚心……”那位太太领着生生上了小卧车，把车门用力一关，车子的喇叭响了一声就开走了。
不少想妈妈、想爸爸的娃娃呆呆地望着那辆漂亮的小卧车的影子，有的向阿姨闹着要回家，有的张嘴哭起来了。几个阿姨嘟囔说：政委的孩子，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托儿所真没法办了，真是……
在这个托儿所里，看了这样几个场面之后，我不禁为这些孩子的将来担心。我不由得想起高尔基的话：“爱儿女，这是连母鸡也会的。但是善于教育他们，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事业……。”
（原载1956年3月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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