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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来总以为写文章是要讲道理的,却不知道那主要地倒是使用权术,我近来就发现了一种,暂且把它叫做栽赃问罪法罢。
大家在谈及反侵略阵线了,马上就有论客站出来,指着他自己底鼻子说:反侵略阵线只能由我们讲的,你配!你不是向来反对中国和苏联以外的国家合作么?你不是向来深恐中国受到英美和苏联的两面援助愈战愈强,足使你失去“混水摸鱼”的“革命”机会,因此极力反对中国的接受英美援助,到处散布流言么?你不是……?你不是……?至于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反对”的,“摸”了什么“鱼”,怎样“摸”的,“流言”是“散布”在什么时候的什么“到处”,他当然不说,而大多数的读者又没有工夫去对证史实,老实一点的就未免觉得真有一种“什么奸”,用“流言”把英美底正在运送的大批援助“反对”回去了,弄得我们不能“愈战愈强”,倒是让这些“什么奸”们“摸”去了许多“鱼”。这样一来,只有他所说的反侵略阵线才是“真正老牌王麻子”,别人说的都成为“混水摸鱼”的“党略作用”了。
又例如陪都大隧道惨案发生了以后,舆论界发表了一些对于政治机构的指摘和建议的文字,但马上又有扮成大主教底面孔的论客出现了,把一只手指着天上说:这不过是“亦仅九百九十二人”的“如此巨案”呀,但“汪逆及别有作用者,遂又藉此为反动宣传之工具。彼等宣传纲领,不外两点,其一,即谓我陪都民众,经此惨变,对抗战前途,异常悲观,抗战精神,已严重打击。此外则谓因有此惨案发生,一向谈称坚固无比之防空洞,已全不可靠,而陪都一切防护工作之脆弱,亦由此可见。”
这真是百分之二百的反动宣传了,汪逆当然这样做,而且也只能这样做,但还有什么“别有作用者”敢这样做,肯这样做呢?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样做了的呢?这样模模糊糊的说法,无非是想使老实的读者把一切自我批判的忠言谠论都看成“以遂其破坏抗战政府之私图”的“反动宣传”罢了。
但我想,除汪逆以外,做这种反动宣传的可能有这么一种“别有作用者”:由这破坏政府底信用,使法币狂跌,接着又化装成舆论家敦促平准基金委员会赶快设法,意思是赶快放出大批美金英镑来提高外汇汇率,这样一转又转,自然有些人会肥得走路都走不动了。但可惜扮做大主教底面孔的论客没有指摘出来,他不敢也不愿指摘出来的。
但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也许不该我辈小民插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例子:
讲到“暴露”就不能不令人想起抗战初期的以“光明代替黑暗”的现象。这也许是芦沟桥炮声一响,打破了并解除了以往压抑在文人心头的乌云情缘吧,一下子就忘记了“黑暗”这一面。
当其时的一般刊物和报纸副刊上固然增加了许多所谓“抗战八股”讴歌胜利,以及军人印象记之类,就在口头上,也一律变成“阿Q脸上的胜利”。要是有人对现实有多少的不满之言,就容易给人加上一顶帽子,什么“灰色分子” 呀,什么“派”呀之类,这好似不愿看现实,不愿看黑暗,然而黑暗面到底是存在的!
这说得多么不“黑暗”,但跟着就是一个“但是”,这一些不“黑暗”的理论也只不过是为了这一个“但是”;“但是近来的文坛作风,好像又变了相反的样式,所谓暴露的高调,多了起来,而且有不少近乎发泄个人心头霉气的作品产生”,“对现实有多少的不满之言”就被认做了“暴露的高调”,而且也是原先就存在的,不过近来“多了起来”罢了。
但更有趣的是,看这位不“黑暗”的“理论家”底话,好像只有他和他底一伙才是反对“抗战八股”,反对“阿Q脸上的胜利”的,别人呢?别人都“不愿看现实”,“不愿看黑暗”,而且“容易给人加上一顶帽子”!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抗战初期”了,当时确有不少作品“讴歌胜利”,但同时也有“对现实有多少不满之言”,但这就招徕了正是现在这位不“黑暗”的“理论家”底上司党老爷们底不快,一方面“容易给人加上一顶帽子”,一方面成立了“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这委员会后来遍及了全国各个城市,它底狠处是在“自由中国”的每一个有良心的爱国文化人都领教过的。“对现实有多少的不满之言”,不但不“多了起来”,而且完全绝迹,恭恭敬敬地把地位让给了“抗战八股”。文化人呢?受不住的“逃亡”,受得住的闭着眼睛装死!
不是都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么?一个小偷被发觉了,大家喊“捉贼”,他也跟着喊“捉贼”,接着他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但这故事底结末实际上是这样的:小偷喊过了“捉贼”以后,就把那个被窃的失主当做贼抓了起来,而小偷本人却变成了法官,结结实实地打了那个失主一顿!
(原载1941年7月28日《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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