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不配合权利”

剑美在《不配合的权利》(2007年1月23日<杂文报>人生随笔版)一文中最后说：“我感到奇怪的是，无论领导怎样名实不副地哄抬自己对于属下的恩德，底下听报告的人们总能不失时机地给予掌声配合。而这时候的我，往往不是拾捡掉在地上的钢笔，就是恰到好处地接听电话，或者见缝插针地站起来倒水，再或者干脆就神情麻木地发呆出神。不止一个同事好心地提醒我听领导讲话要注意礼貌，尤其是讲话结束时的鼓掌更万万不可疏忽.而我却认为领导们之所以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坚信是自己在支撑着这个地球，其实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过于‘礼貌’的配合。”

读罢后我在想，如果全国人民都能象剑美老师一样，都充分利用好这种不配合权利，那该有多好啊！但一个会场有一个剑美老师这样做可以，如果开会的人多的话，有三、五个也无所谓，但如果会场上人人都象剑美老师一样去捡地上的笔或倒水或接电话，恐怕就不行了吧？是大家的配合才给了剑美老师不配合的机会和权利，按理说你应该感谢大家的配合，而不应该去指责，不是吗？
　　剑美老师的意思，假如村民不过于“礼貌”配合村支书或村长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敢为所欲为；假如工厂的工人不过于“礼貌”配合厂长或经理的话，他们就不敢随意克扣工人的工资，不敢随意侵占工人或集体的利益；假如学生和家长不过于“礼貌”配合学校和老师的话，他们的乱收费、乱补课等行为就不可能轻易实现；假如机关干部不过于“礼貌”配合机关领导的话，领导就不可能做到一手遮天．．．．．．如此以来，则国家甚幸福，民族甚幸福矣！
　　可想归想，仔细考虑，又感觉好难。人活在世，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人为了争取不配合的权利，却影响到他的生存权时，他还敢轻易不配合吗？他还能做到不配合吗？人有很多种权利，包括不配合的权利，但有很多时候却不得不放弃，放弃不一定就是他个人的错。因为当他行使不配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再去争取这种权利，那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谁又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呢？生命权是一个人最大的权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和本能，所以当生命权受到冲击时，其他的权利都有可能会放弃，这是合乎常理的，也是符合人性的。
　　学校在开家长会的时候，总是让家长提意见，可很少有家长提，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哪位家长提意见没有提好，结果受害的肯定是自己的孩子。老师要补课，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敢不补课，但从内心来讲，很少有学生真正想补课。谁要真敢不补课，那后果不用我说大家也会知道的。
　　工人们都想把自己的权利百分之百地争取到自己手里，这还用说吗？可往往是还没有等你去争取自己的这些权利，你就失去了最大的权利，老板就让你走人了。大家都知道，一些垄断企业定制了很多霸王条款合同让你来签，你可以不配合，但你只要不配合，你也就必须与之说“拜拜”。比如你说电话初装费、月租费收得不合理，可你不签电信的合同，你就不能用电话；你说煤气、天然气初装费收取不合理，不签合同，你就休想用煤气和天然气。你想不配合行吗？
　　单位搞选举或测评，你对领导有意见，你敢填不满意吗？一般人是不敢，因为怕领导穿小鞋，影响提升、受宠，甚至怕丢掉工作。也许少数人敢填不满意，认为天知、地知、你知，其他谁人也不知。可领导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耳目、眼线多如牛毛。既使说你真没被人发现，自己巧妙地行使了不配合的权利，如果有100人参加测评投票，只有三、两票不满意，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在该单位民主气氛是浓厚的，因为有人敢提不同意见，而大多数票是满意，则正好肯定了领导的成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古代有皇帝授予一些朝中功臣“尚方宝剑”，上可斩君，下可斩臣，其实历史上谁人敢动皇帝？不过对一般官员来讲，他们可能就会给予不配合了。包拯曾被授予“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三口铡刀，所以他铡了附马陈世美，虽然是传说，虽然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但毕竟是有了保障包拯行使不配合权利的三口铡，才让包拯可以不配合皇太后的。

我国古代大臣因直言劝谏皇帝被贬或被杀者不在少数，现代亦有很多。彭大将军等人因为没有配合“大跃进”运动，说了真话，上了万言书，最后的结果大都知道了。***时期的张志新，因为不配合那些整她的人，不承认自己有罪，最终被判死刑。因为怕她在被处死之前喊“毛主席万岁”口号，所以被割开了喉管。类似例子很多，举不胜举。由此可知，没有保障的“不配合权利”就等于没有权利。

剑美文中说，老牛没有不配合，但有人配合，他不配合就不让他上电视，自有人上电视。老魏可以让你的那个学生下不了台，因为他是你的学生，而不是你的恩师。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行使不配合的权利，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保障让你行使“不配合的权利”。

原英国首相邱吉尔，他带领英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获得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以说，是英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但是，在战后1945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他所属的保守党却失败了，他没有能够连任首相。面对这一切，他没有怨言，只是对泰晤士报专栏记者淡淡说了一句：“酒店关门，我就走人。”而英国人民没有选举他的原因，是英国人民考虑他在战争时期权力太大了，担心这种惯力会影响真正的民主。他们不是等特权出现了，再去行使不配合的权利，而是先用体制保障尽可能不让官员有特权。同时也保障了人们行使不配合的权利，并做到尽可能减少人们行使不配合的权利，我想这才是最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