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鸿章之洋务运动

火眼睛

 李鸿章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政敌梁启超1901年以一言概括：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可见李鸿章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楚中国近代历史就有必要先把李鸿章认识清楚。而李鸿章最受争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洋务运动，二是战争，三就是他的外交，由于篇幅限制此篇限于洋务运动。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予少年科弟、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遥”可见他本人认为参与洋务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洋务也使他的地位愈加显赫。

 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的“长久之患在西人”，必须“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并率先认识到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且提出“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观点，“自强”的愿望之强烈，时人无人能比。被外国媒体评价为“最热心西化的中国人”。

 其创办的企业之多，涉及面之广，实令笔者震惊。仅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所办洋务就有：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设机器局于天津、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请开煤铁矿、设轮船招商局、筹办铁甲兵船、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始购铁甲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局、请开铁路、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招商接办各省电报、筑旅顺船坞、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设武备堂于天津、开办漠河金矿、北洋海军成军、设医学堂于天津。

 其创办企业的难度之大，而依然竭尽全力与顽固派“抗争”，实令笔者钦佩。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电报事业对中国国防的重要性，而当时就连洋务派的崇厚、刘坤一、李福泰甚至曾国藩都站到了李鸿章的对立面，当然李鸿章建议的结果可想而知，但李鸿章并没有放弃，仍不断的提出架设电线的奏章，多次都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而未果，经过近10年的论战，时已四面楚歌的清廷才松口准李鸿章所奏，这还是在李鸿章承诺用淮军军饷办电报事业的基础上答应的，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同时设学堂，中国的电讯事业由此发端。兴建铁路的争论就更加激烈和长久，李鸿章甚至被顽固派污蔑为“卖国贼”“汉奸”，一向能忍的李鸿章愤而怒曰：“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鸿章直到死也没有完成他创办铁路的心愿，梁启超也感叹道：“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

 其“齐价”之竞争观念更显洋务之精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把持了长江和沿海的航运业。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同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等轮船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互以降价为手段，招商局每月赔本五六万两，有人劝李鸿章罢手，李鸿章对曰：“洋商原系谋利而来，若肯以已得之利，不患折阅，与我争衡，是亦我商贾之利。英人少获一两，我国商贾即少出一两，故太古盛怒而减，我亦乐得随之而减”李鸿章这“一乐”方显其报国之本色！

 当下我们教科书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本人的评价显失公正，没有将洋务运动及李本人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考虑，没有把当时变革的困难层度说清楚，且将阻力描述得过于简单，对李鸿章的评价更为夸张，完全没有从近代化和工业化及教育的变革这个角度来评价，用“宰相合肥天下瘦”这样的语句来总结“求富”的失败，实难令人信服！梁启超说：“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可见其家财也应属正常收入范围，且其家财用于兴办洋务的也不占少数。

 梁最后评价李之洋务道：“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可谓一语中的，笔者非常赞同，世人言，了解你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对手，在梁李之间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