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火眼睛

 两次鸦片战争让自以为是的清政府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清政府内部的开明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到了强国御辱、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遗憾的是洋务运动的学习始终都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进行的，目的是维护一个垂死王朝的专制统治，最终没能让中国走向富强。

 “中体西用”这个词语最早出自1885年沈寿康的《匡时篇》。洋务派为了同倭仁、徐桐为首的顽固派辩论欣然接受了这个折衷的口号。维新变法时，张之洞作《劝学篇》，“外篇言采西学，内篇宗经典，以抵康梁”把中体西用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并在晚清“体用之争”中占据了上风。

 与此同时，严复却在“体用之争”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才能真正救国，真正让中国富强。

 严复早年曾受严格的封建教育，23岁公派英国留学，主学学海军技术，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及北洋水师学堂执教20年，后又担任过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而被当今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在维新变法时创办的《国闻报》及翻译方面的成就。在英国学习期间，他的思想受到英国政治制度的巨大的冲击，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严复认为洋务派所学的“汽机兵械”只不是“形下之粗迹”，并讥讽洋务派是“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提出只有变法政治制度才能使富强的观点，并认为在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下长不出科技之花。

 严复指出了中西方文化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在对待“自由”的态度上。中国历代君主、圣贤怕谈自由，从不以“自由”为教，他们赞赏和谐和社会均衡，甚至于提倡道家的消极无为。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能冲破封建专制的阻碍，并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断趋向自由的，而人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本性，“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他甚至更加先进的指出自由不是无边际的，自由的极限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严复还提出“自由”，国民自由乃是国家富强的要素。同时也看到了真正“自由”的困难层度。“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的历史充分印证了严复的观点，民智未开的群体自由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由于对“自由”态度不同中西方社会的差异是明显的。“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关系问题上，严复认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强调三者密不可分。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多数服从少数，中国人民“劳筋力，出赋税，俯首听命于一二之绳轭，而后是一二人者，乃得恣其天等之欲，以刻剥天下”的不合理现象。严复认为，平等是自由民主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他指出中国连名义上的平等都没有，人民处于一种自卑状态，怎么能团结人民，建设国家。西方国家权柄在于诸民，政府只是帮助人民管理而已，政府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中国之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他们总是认为权力不够多，且“兼以作师，作民之父母”，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这必然导致法大不如权大，老百姓也必然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这样不仅不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反而会引发内乱。

 严复极力主张设议院，民选官。他说：“欲民之患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严复对当时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如此之深刻，学习的方向如此之明确，变革的要求如此之强烈，实在难能可贵，在还处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严复乃当之无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将永远雕刻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