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谈人性到底能不能被改造

火眼睛

读了王艾宇先生《人性是不可改造的》（《杂文报》2007年7月24日）一文后，笔者很是钦佩王先生对专制和暴虐的态度，但王先生文中的一些观点以及观点与例证之间的关系却让笔者疑惑。

王先生这篇文章总的观点就是那位作家的一句话：不可改造的是人性。但无数的历史证明了一点：人性的确被改造过。如果人性没被改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德国人民和士兵为希特勒而疯狂，用机枪和刺刀肆虐整个欧洲；如果人性没被改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日本人像蝗虫一样扑向中国，以杀人为乐犯下各种滔天罪行；如果人性没被改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拜倒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脚下，发疯似的制造混乱和恐怖？笔者是一位高中历史教师，深知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得真的太多！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事让人痛恨，让人发指，就得出一个与事实相违背的结论，王先生这样的痛恨专制与暴虐不正是因为它曾经出现过吗？正是因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健全的法制促进民主的政治，以防止“专制”“暴虐”的出现！

可能是因为王先生对某一段专制和暴虐的历史了解得比较多的原因，后文中又得出了“只有黑暗暴虐的社会，才会借名什么‘道’，让人相‘殉’，去服从它，信仰它，贡献它，乃至奉献生命”的结论。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当然还要回到历史来解决。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西方有多少能仁志士为了他们信仰的人权、真理、为了他们信仰的民主自由平等而同欧洲中世纪像恶魔一样可怕的神权及后来强大的专制王权和殖民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怎能忘记罗马的鲜花广场，我们怎能忘记法国的那一场人民革命，我们又怎能忘记美国独立革命中的潘恩和那本小册子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对人权对真理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信仰及为此付出的努力甚至生命，欧美现在是什么样子谁也难以想象。难到这真理，这自由，这民主平等也是暴虐？回到中国历史，这个线索也非常清晰，如果那些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为“道”而“殉”的精神和勇气，如果他们不坚持长征不坚持抗战，我们怎么能够赶走那些可恶的蝗虫？如果他们没有殉道的精神现在的中国还是不是只“雄鸡”也很难说得清。笔者以为，人性的改造也要分被暴虐的改造和被真理正义事业的感召（改造），不能一概可论！当然，有意思的是王先生用了一段《孟子·尽心上》中“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言论来佐证前面自己提到的观点，还赞扬孟子的人道论简直是“石破惊天”。这真是使笔者难以理解，孟子的此段名言后面还有一句是“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我这里就一并解释了，孟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在天下安定的时候，就要使道施行于天下；天下混乱的时候，人们就要为了道的重新施行而献出生命，不能牺牲了道去迎合别人。中国古代的君王分为有道和无道两种，孟子的“人道论”的“道”不屈从于君，带有朴素的反抗精神，孟子不仅如此，还胸怀天下和人民，也对道义做了具体的解释，认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孟子“道义观”的实质就是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天地良心，为天下为人民为了正义的“道”而献身在所不惜！

王先生还“站在”马克思的高度，提出“‘需要（人性）’只能满足、提供、适应”，这使在下就更加不解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论述，将人的需要分为了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王先生用人的进食和婚配这个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诚然，从生存需要这个方面来说人的需要（人性）是不可被改造的，这个大家也知道。但是不是就能用这样的例证来论证“‘需要（人性）’只能满足、提供、适应”呢？这很明显是不对的，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知识分子我想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笔者非常清楚的记得，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按需分配，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马克思的人的需要的论断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不要停留在低层次的需要上，鼓励人们对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但我们也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愿望归愿望，现实社会停留在低层次需要尤其是停留或想停留在享受这个层面的人是越来越多。王先生的这个观点似乎与整篇文章要批判的有些偏差！马克思恰恰就批判过“一个动物或一个人一定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满足的东西”后面他又补充“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马恩选集》卷1第47至48页，1972年版）怎么办？回到现实社会，我想问：如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怎么办；如果官员们不满足于他们的配偶数量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官员手中权力不能满足其权力欲的时候怎么办？都满足他们吗？

最后，还有一点也想提醒王先生，那就是请王先生随便看本马克思的原著，如果没搞错，每一本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