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五官，五官之中，眼负责看，耳负责听，口负责吃饭和表达。文明社会里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蒙上人的眼睛，让他看不见；堵上人的耳朵，让他像个聋子；堵上人的嘴巴，不让他说话，就差一点儿缝上嘴巴连饭都不让吃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式“封口”。而封口有“费”和“令”两种方式。
公元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一名矿工在矿内作业时丧生。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一时“记者”云集，争相排队领取。（《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出事煤矿的资质暂且不讲，人家出钱消灾，让记者们闭嘴，记者闭嘴了，媒体也就没有此次矿难的报道，民众的眼睛自然就看不到、耳朵也就自然听不到了。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给记者发“封口费”，在一些地方早已成为一种“潜规则”，而山西的这次“封口费”事件，却激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应。新闻记者受到猛烈批评，大多数的文章指责记者的职业道德低下。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在经济形势非常紧张的2008年，记者也做了一件好事：许多人假冒记者去领“封口费”，这些假记者中或许真的有家里揭不开锅的，趁机弄些钱回家，至少可保一个月饿不死、冻不死。
此外，俗语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这里的“防记者”，是一个动宾结构，缺乏一个主语，到底是谁在“防记者”就很有搞清楚的必要。这次矿难中，是煤老板在防记者，而不是矿难家属或关心矿难的人们。
最近，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不归的消息，不胫而走。10月29日，专程奔赴巴黎劝说杨湘洪回国的温州市委三人小组无功而返。据称，温州市委当天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对策。“对外界说还是不说，如何说，成了会议上的焦点问题。”知情人说：“会上，温州市相关领导要求还是要严格封口，并要求三人组成员不得私自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违者纪律处分。”这里，党的温州市委下“封口令”了，封的自然主要还是记者的口。这说明党的温州市委也在“防记者”。
与小煤窑老板不同的是，党的温州市委下的是“封口令”，而不发“封口费”。这说明在记者、媒体的面前，党的温州市委也还算神气，比起小煤窑老板胆战心惊、卑躬屈膝发钱的糗样来，没给党丢脸，没有损害党的形象。党的温州市委这里的“纪律处分”是针对它的属下的，而“封口令”却是直接针对记者和媒体、间接要堵民众耳朵的。 杨湘洪之后，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跟着玩起了失踪。短短数日，官员“失踪门”事件，令人瞠目结舌。同样的出国考察，同样的称有病不归，官方一样的“无可奉告”，一样的 “一问三不知”。他们对记者谈经济，谈天气，来者不拒，但只要涉及到官员出国不归的事情就立即缄口，却微笑依然。（11月2日网易新闻）。
现在看来，小煤窑的老板是害怕，他们怕经济损失。因为《山西省非法违法煤矿行政处罚规定》：非法违法煤矿企业发生死亡事故，除按照有关规定对死亡职工给予不低于每人20万元的赔偿外，每死亡1人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100万元的罚款。因此死一个人，只要花费不超过100万的“封口费”，对煤矿来说也是划得来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煤老板算的经济账。这账很专业，很精明，一看就知道是山西老板的大手笔。
温州和上海有关方面的高层也是害怕，他们怕乌纱官帽。因为外逃官员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他们有意无意、主观客观地连接着一时一地的官场。杨湘洪、忻伟明的身上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有些人是盼望他们外逃成功的。两地的高层之所以下“封口令”，对于防止两地的官场发生大地震是有利的，这也是在保持“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官场算的是政治账。这帐很老套，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官场的老手法。
人有五官，生下来都正常的五官，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不起任何作用，常此以往，还有完全退化的可能。蜻蜓的眼里有一千个太阳，因为它生活在阳光里。在一个长期无声的世界里，耳朵就是摆设；在一个长期没有光明的世界里，眼睛已经多余。蚯蚓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深海里也有不长眼睛、没有听觉的鱼，因为地下或深海里没有光线和声音，眼睛、耳朵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联接因为没有“刺激-反馈-自催化”机制，因而根本不能发育。人们喜欢科学幻想，人们也知道生物进化，我们很多人都想像过再过若干年，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中国人大概会变成蚯蚓。（2008年11月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