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首民谣说起】--哮天犬的自留地


	哮天犬的自留地	哮天犬的叫声，只要你愿意那样去理解，就是一首动人的歌

【由一首民谣说起】

2008-9-2 17:28:58

有一首民谣叫做：“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咸盐的喝淡汤，种粮食的吃谷糠，磨面粉的吃瓜秧，炒饭菜的只闻香，编凉席的睡光床，卖棺材的死路旁，当奶妈的卖儿郎”。这大概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忆苦思甜时对于万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不过，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看，这并不是最透顶的糟糕，大伙应该知足了，毕竟还有草房容身，有淡汤解渴，有谷糠和瓜秧充饥，有香气可闻，有床铺睡觉，有儿郎可卖，有路旁可以葬身。最透顶的糟糕是，种粮食的也会饿死。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城镇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粮食需求量激增，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3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对全国的粮食进行“统购统销”，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民最终丧失了对于粮食的处置权，农村粮食完全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下。

为了严格控制粮食，国家还运用了行政、司法等力量保证了对于粮食的绝对控制，“对于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如安徽省凤阳县《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里说到，该县在7、8月间即查处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活动68起，逮捕38人，农民许庭献“经乡政府摸底评定”应交余粮1661斤，而他最终只交了130斤，即被认定拒售余粮，“判刑一年”（事后经查许家确无余粮，改判免予刑事处分）。

统购来的粮食，主要统销给了城镇居民。在饥荒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居民得到了每年人平均300公斤的粮食供应，而乡村农民在1959到1963年长达5年的时间内，人均每年得到粮食在191公斤到234公斤之间，所以当时城镇中的死亡者多为年迈体弱者，而农村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饿死者，并且因饥饿而死者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主劳力。统计显示，1958到1960年间，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到13.77‰，而农村人口死亡率则由12.50‰飙升到28.58‰，

统购来的粮食，主要统销给了工业化建设。“国家推行统购统销的主要目的是从农业提取工业所需资金”（辛逸、葛玲：《三年困难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同时以高价向农村出售工业产品，以此从农业中取得了大量建设资金。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国家从中获取了6000亿元资金，而这些收益正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制度载体实现的。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有重点地发展工业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发展工业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保障城镇居民生活不能以损毁农民利益（或者说生命）为前提。诚然，这是当时最高决策层所万万没有想到的。随之而起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通过统购统销这一制度载体，最终将农民推向了饥饿的深渊。

随着“大跃进”的推进，粮食高产“卫星”遍地开花，各地普遍虚报粮食产量，这更导致了中央决策层的盲目乐观，因此统购粮食数量节节攀升（俗称“高征购”），如广西省环江县，1958年国家给该县的粮食产量指标是3.3亿斤，而该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卫星”后，1959年国家给该县的粮食产量指标一下子提高到9.6亿斤。按9.6亿斤产量计算，该县应向国家统购粮食1亿斤，而实际上该县本年的实际产量仅为0.828亿斤，统购指标竟然超出了实际产量。结果，在1959、1960年的两年间，环江县人口减少了4万多，约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该县县委书记为了掩盖大面积饿死人的真相，竟命令邮电局长将写给上级的信件全部扣压。

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大面积死人的历史事实。那些被统购的农民，他们在倾其所有之后，先吃树皮野菜，树皮野菜吃光之后再吃观音土，或者浑身浮肿、大腹便便绝望而死，或者瘦骨嶙峋、竭蹶踬扑无声而亡，留下了孤儿寡母，撇下了父母双亲，他们至死也不会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对待统购统销应该辨证去看，不可全面否定；也有人认为，统购统销出台的初衷绝非要将乡村推向饥荒的境地，而其绩效和结果却走向了政策初衷的反面。这样首鼠两端的研究、依违两可的观点，相对于那个年代饿殍遍地的事实，都显得那么狺狺和聒噪。（2008年9月2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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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由一首民谣说起】

2008-9-7 0:12:29

困难时期，我们甘肃也饿死了不少人，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好大喜功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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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由一首民谣说起】

2008-9-3 15:09:28

拜读，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