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中，没有传媒是不可以想象的。因为传媒承载、传播着太多的信息和言论，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传媒与政治、传媒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在封建社会里，言论没有自由，所以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传媒，其生存环境便十分恶劣。近代以来，传媒日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开始发挥独特的影响。所谓独特影响，就是其他任何力量和任何方式都不能替代的一种专业能量和社会实效。
以此次汶川大地震为例，传媒深深的嵌入灾害之中，像一双双雪亮的眼睛替公众观察灾难真相和救援进展，央视、四川卫视等开辟直播现场，24小时不间断向国人和世界报道地震消息，由于传媒反应速度快，信息灵通，这样就消除了人们的大部分疑虑，谣言没有了生存的余地。通过传媒的有效工作，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爆发出来，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主动开始了救援行动，“震在汶川，痛在我心”成为一种民族共识。
由上可见，在巨大的天灾来临之时，人类都将受到损害。为了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除了直接有效的救援之外，信息的丰富程度和传播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
1949年后，新中国的传媒事业（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时代社会政治的约束程度不同，传媒在国人生活中的作用也不相同。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日益稳健，尤其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甚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对于灾难新闻一直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可见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至于具体受灾程度，如人员伤亡等情况讳莫如深，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笔带过，而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灾情被隐瞒了，受众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地剥夺了。
直到2003年非典时期。这种报道思路还是苟延残喘地存在着。尤其是非典前期，新闻的口径与官方的口径保持了高度一致，到疫情扩大之时，人们才发现，需要让全体国人知道这种严峻的形势，“知情权”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首次来到国人身边。从那以后，无论是流行性疾病、污染、矿难、还是自然灾害和特大事故，政府都取开明态度，尽可能宽松的让传媒取报道事件真相。应该说，正是政府对传媒力量的科学认识，培养了传媒的积极性和健康习惯，正是传媒的积极性和健康习惯，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为国人以超常的热情凝心聚力共赴国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众所周知，天灾不是人祸，它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折，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遭遇过。这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人的素质问题，不是文化差异问题，而是生命的权利问题。说到底，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在汶川地震中，政府和传媒在“生命”问题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和默契，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汶川不幸，而中国大幸。
我们也很愤慨地看到，一些外国媒体，心怀鬼胎，在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的时候，信口雌黄，其幸灾乐祸的卑鄙清澈见底。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在意，神经病人而不胡说八道他就不是神经病。“尽管狗在狂吠，大篷车依旧向前”，让它蹲在角落里搔首弄姿、自言自语好了。这也正是强大的中国传媒的正义力量所必然产生的反击能量。因此，在现代世界上，灾难中而没有传媒的有效工作，那将意味着更大的灾难，那将意味着天灾复加人祸，冰雪叠加严霜。
至此，我们可以举起双臂，在泣血的悲痛之中，为中国政府喝彩，为中国传媒喝彩，为中国喝彩！（2008年5月21日下午汶川地震后第九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