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都知道“铁老大”的厉害了。可是现在的“铁老大”在清末初入中国的时候，享受的却不是如今的待遇，那时火车绝对是人堆里的孙子，清朝上下没有人知道它的利处，都认为它是一个怪物，一个不祥的大怪物。

火车进入中国是在它被发明40年之后。1865年7月，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道试行小火车，但是清政府上下昏聩愚蠢的官僚们却把它看成“妖物”，立即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拆掉。1876年，英商在上海建成了一条14公里长的淞沪铁路，清政府以“资敌、扰民、失业、夺民生计”为借口，出白银28.5万两赎回，把机车和车厢全部沉入江底。

1880年，直隶总督刘铭传奏请修建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他认为有了铁路“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可是清廷上下立即对他发起围攻。御史余联沅说铁路有五大害：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通政使刘锡鸿说修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九，有害者九”，他认为修铁路要开山架桥，对山川“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内阁学士徐致祥列举铁路有“八害”而无一利，称“误国殃民，莫大于是”。他们对铁路的诋毁无奇不有，丑态百出：有的说修铁路是“嬉戏无用之举”，是“效法外夷奇技淫巧”，有的说是“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之祖制，内阁大学士文治更是“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

1881年，迫于晋煤外运，清政府不得已准许修建11公里长的铁路，但同时规定，机车震动会打扰东陵清室列祖列宗安眠，所以只准用骡马牵引火车车厢，这样清朝就有了“马拉火车”。对于最先进的事物，总是采取最原始的方法，是清廷统治者自以为最“聪明”的惯技。难怪在世界普遍近现代化的大潮中，清朝的一切举措，不是牛头马面，便是驴唇马嘴，类似于“非驴非马之天阉”。

同样，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制度，在初入中国的时候，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蔑视，不是被歪曲就是被变态。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是不谦虚的。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流，应该说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而是天然不可抗拒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近代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虽然环境不同，但其精神和价值取向确是进步的高级的。有趣的是，中国竟有抗拒的胆量。

清末，立宪运动兴起，各地类似议会的谘议局纷纷成立，民主的形式有了雏形，但到最后沦为“皇族内阁”的长满虱子的华袍。民国初年，袁世凯也当上了“民选”的总统，但这总统跟华盛顿不一样，最后“总统”竟变成“皇帝”的现代新名字，也还是准备老袁家“子子孙孙”万世一系的。再往后，像模像样的宪法、总统府、国务院和国会也都备齐了，可是到头来确是府院之争、猪仔议会、猪仔总统和军阀混战。

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总特征。诚然，近代科技和制度源于西方，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全盘西化，但是我们总还要学习西方，因为那里有我们自身并不具备也很难原创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中国近代的学习西方，好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口一样。其实，无论怎样，我们对于西方的文明，只有四条道路可走：一是完全排斥；二是全盘西化，三是学学形式，四是把握精神。前两者已经排除，剩下来的要么学学形式，做点表面文章，要么把握精神实质。

现在看来，形式是可见的，能够表现政绩的，加上国人都是形式和花样的高手，以京剧为代表的花拳绣腿的国粹是可以作证的，所以学学形式做做样子是首要之选，样子做得精美绝伦，无懈可击，有时也正好可以提高专制、自私的效率，仿佛小偷穿了隐形衣一样，更加有恃无恐得心应手了。而精神实质，却是抽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换了哪个糊涂虫也不会黑瞎子点灯白费蜡，漏勺盛油白忙活。这就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尴尬，火车而可以马拉，总统而可以皇帝，议员而可以猪仔，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还缺乏“将其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说明近代中国还没有进入近代文明，说明近代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及其集团，一如年迈的垂而不死的猴王，一如老掉牙的西伯利亚野狼之王，绝不会知趣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沉浸在妻妾成群、唯我独尊的日子里，他们还在疯狂地挣扎。钱钟书先生说太监有男人的力气却没有男人的功能。我想，在近代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情形或许还赶不上一个太监。（2008年5月8日中午1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