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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原本是最严谨的事情，学者专家原本是最可信赖的人群。但是，时下的学者专家以及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得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鄙夷和不齿，我想主要是因为学术浮躁的缘故。说它是注水猪肉或注水牛肉吧，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毕竟还有肉。而有些研究者大抵有通天的制造空中楼阁的神通，其所谓的“研究成果”就像百分之千的假药，不仅不能治病，而且十分害人。
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不长，在众多大师、博导的面前只是一个后生，但是有两件事情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那就是中国学者的“无稽之谈”。
第一次是2004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有关梁启超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那次会议规格很高，中外学者汇聚一堂。我所在的一个小组，有法国、德国和韩国学者。与会者需要宣读论文，轮到中国某大学的一个教授也是博导发言，他说的是一本书的版本问题，洋洋洒洒，抑扬顿挫，也可以说声容并状。发言结束后，照例有别人提问时间，这时一位法国学者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问这位教授博导，写这篇文章之前有没有去过日本国会图书馆，有没有去过大英图书馆，有没有去过上海图书馆，我们这位博导倒也实在，回答说没有。法国学者紧跟着就说了一句，天哪，这些地方你没有去过，你怎么还能研究这个问题！
我当时第一感觉，这位法国学者太小题大做，中国学者有几个能去的起外国查资料呢？能去得起外国的学者又有几个会去查资料呢。接着，这位法国学者娓娓道来，她非常严谨地叙述了这个问题的由来和真实情况，原来这本书最老的版本仅在日本和英国的图书馆里能找得到，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是较早的翻刻版，也不是原版。最令在场中国学者脸红的是，我们这位博导却对这些一无所知，他研究的起点大约是这本书的曾孙的曾孙的曾孙版。
第二次是2007年底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会上来自日本龙谷大学的卓南生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其中以《中外新报》（1854-1861）为例批评了国内学者对史料运用不加考据甄别的浮躁作风。《中外新报》，1854年创刊于宁波，至1858年由玛高温主持；1858年底由应思礼接办。应思礼接接办后另起炉灶，重新从第一卷第一号开始。
而此后不久，日本处于文久年间（1861-1863），幕府当局被迫结束其原本奉行的锁国政策，为满足当时对海外知识的要求，曾将当时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中文报刊，由“蕃书调所”（1862年改称为“洋书调所”）审核、批准而翻刻成小册子（即所谓“官版翻刻新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新报》与上海的《六合丛谈》等，作为“记载海外各国变革的新闻书”而被翻刻为“官板汉字新闻”。由于这些报刊都先经过“蕃书调所”审核删减，中文报刊在翻刻时，不符合日本实际的文章皆被删除。为了有别于中国的原报，这些在文久年间由日本官方审核、翻刻的汉字小册子皆在其原有报名前加上“官板”或“官版”二字。此后中国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研究时，便以此日本官版为蓝本，既阉割了玛高温主持的前四年，也淹没了应思礼的正版。还有人将在香港出版的《香港中外新闻》误认为是宁波的《中外新闻》，真可谓滥竽充数，错上加乱，因而就这样一个小问题，许多学者研究了将近一百年，撰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也没有弄清楚。
那位博导，还有这些没有看到原版便进行《中外新报》研究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研究原则，却总在“填补空白”地、“创新学术”地散发无稽之谈，建设着海市蜃楼。不仅在国际会议上丢人现眼，而且以研究为名粉碎了历史，可谓罪莫大焉。现在更有学者“引经据典”地说，大禹有“婚外情”，李清照是酒鬼赌神，薛宝钗和贾宝玉没有夫妻生活，诸如此类，日有新闻。人说无知者无畏，面对这些浮躁之下的“成果”，大伙说说看，这些“成果”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我们的某些学者专家，是有知还是无知，是欺世还是盗名？（200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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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的教授老师就是此类 真是误人子弟 还不允许学生“反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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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一些学者，既有知也无知，既欺市也盗名，总之一些都在浮躁着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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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用曲径通幽在2008-4-9 18:51:12发表的评论:
浮躁之风愈演愈烈，说明有它生存的土壤。浮躁固然可恨，而营养浮躁的土壤更加可恨。想想也是，如今的社会，专心致志于某一领域的人并不多了。而专心于赚钱的人，那就数不胜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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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装成有知的,有知装成糊涂的,欺世言不惭,盗名脸不红!!!!!!!
问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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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躁之风愈演愈烈，说明有它生存的土壤。浮躁固然可恨，而营养浮躁的土壤更加可恨。想想也是，如今的社会，专心致志于某一领域的人并不多了。而专心于赚钱的人，那就数不胜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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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变态的国度，知识就是金钱，学术就是忽悠，文化就是复古宫殿。问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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