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任何人再大的学问，其实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宋子文的档案解密了，我才知道现今的新成果也只利用了宋氏档案的千分之一。有学者更是厉害，他能知道4000年前治水的大禹有“婚外情”。今天在家里看书，我知道了“站丁”、“站话”，原来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必须为先辈的“罪孽”埋单。他们的人生是屈辱的，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被排斥在一切制度和人群之外，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交际使用的方言被称为“站话”，“站话”已经成为一个濒临消亡的方言孤岛。

研究方言的学者郭风岚和陈立中等先生发现，在黑龙江的方言地图上，大体以清代的驿道为中心，在驿站周围存在着一个斑点式线状分布的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的方言与周围其他方言有明显的不同，因此称其为“北方方言岛”。

清代，为了巩固边防，加强地方管理，便于商业往来，清政府对原有驿道进行了加强和完善，增设驿站。1681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外患日益加剧，沙俄不断侵犯黑龙江边境，为此清政府决定开辟一条经黑河、吉林、盛京、山海关直达京师的大驿路，全长1823里，黑龙江境内设19个驿站，每驿设驿站官一到两名，配备男性站丁30人，马20匹，牛30头，共需站丁570人。但由于黑龙江地处荒远，经济落后，自然环境险恶，所以站丁的派驻就十分困难。

为此，康熙决定将“三藩之乱”降卒，尤其是“逆贼”吴三桂手下部卒整体发配到东北驻驿，成为站丁。这些人多为云贵籍、北方籍，被发配到驿站以后，清政府采取了“三不准”的高压政策：不准离开驿站百里，不准应试，不准为官，站丁的地位比一般旗奴还要低下，并且他们是“吴（三桂）逆伪党，十世不宥”。由于站丁所驻守的地方异常荒芜，方圆数百里不见人烟，所以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云贵方言、北方方言相互融合影响，最终形成了“站话”。

站丁的生活异常艰难，他们“既无屋栖身，又无资力耕种，复重困于徭役，况南人脆弱，来此苦寒之地，风气凛冽，必至颠沛沟壑”，并且还要遭受驿官和来往官员的“鞭挞”，所以站丁宁死也要逃走，而成功者极少，最终只能抱恨客死异乡。后来，清政府不得不鼓励站丁开荒种地以解决政府困难，并想办法解决站丁娶妻等实际问题，所以驿站开始人丁兴旺，“站话”形成规模。但康熙直到光绪，阅200多年，站丁一直被官方和民间看成是特殊的“民系”，被歧视、被虐待。“站话”因此也就成了一个特殊身份的政治标签和历史烙印，跟人打交道，满口的站话，等于在向人表明自己的下贱。

站人的命运决定了站话要加速度地消亡，站丁的后代极力摆脱站话，学习黑龙江方言。现在站话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时代层面、年龄层面和地理层面的颓废，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的方言（郭风岚语）。站丁的站话，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是一个隐性的社会群体屈辱的历史，也是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卑微文化。专制制度给站丁套上了沉重的非人道的历史枷锁，致使站人祖祖辈辈都摆脱不掉屈辱的阴影，他们像是被高压输到车胎里的空气，凝聚力非常脆弱，离心倾向非常强烈，他们渴望被体制和社会接纳。所以站话的消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由此，我还想到了“小三”，这个名字是我从一个在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朋友那里听说的。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有很多的犯人被发配到青海、新疆劳动改造，他们也是远离故乡，在荒凉艰苦的地方接受惩罚，我想这种惩罚是应该的。但是，在大集体的时代，这些犯人刑满释放后，没有地方接收他们，他们无家可归，因此就在青海当地住下来，过着游民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被迫跟着“蹲过大狱”的劳改犯父亲到处流浪，很少有机会上学，享受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快乐童年和天然权利，他们被称为“小三”。

“小三”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既然被社会大家庭排斥在外，没有正当谋生的权力、资格和机会，于是大多自甘沉沦，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成为新的冷漠群体。他们也带着沉重的思想枷锁，没有精神家园。我的老朋友是纪录片方面的名家，在青海的时候曾经策划拍摄一部关于“小三”的纪录片，可惜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常常感觉这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站丁、站人、站棒子和小三，都是歧视性的称呼，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被烙上屈辱的印记，他们像油脂，很难被水容纳，他们像牛马，很少被当人待，他们像小蝌蚪，一生都找不到妈妈。他们像黑夜里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他们盼望曙光来临，他们盼望明天。在我们未知的世界里，还有多少人在挣扎、在盼望曙光呢！（2008年3月29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