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名正言顺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老迈帝国”了。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临终表现，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
清朝是由满族（洲）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由汉族人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天然地具有一种优越的“正统”意识，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有一种本能的鄙视和抗拒。此前，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只有元朝，可元朝只有短暂的62年便宣告灭亡。
现在，满族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这个政权与此前的历代汉人政权相比，清朝前期的满族统治者们便遇到更大的困难：首先是汉人的不合作；其次是文化、语言、习俗和传统的不同导致治理汉人的经验缺乏。
对于汉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又拉又打、恩威并施的策略，或叫先礼后兵。建国前后，知识分子从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接受满清入主的事实，对旧王朝怀有深深的眷恋，尤其是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为代表的道德抵抗，使满族统治者伤透脑筋，一方面有意修好，另一方面热脸碰上冷屁股，内心虽然咬牙切齿，却还不好一下子凶相毕露。还要表现出一定的耐心和诚意，他们也力图通过一些有效的行为来争取汉人的认同。早在皇太极时代（公元1636年），即清军未正式入关之前，就曾派汉族人大学士范文程到山东曲阜祭祀孔子，并尊称孔子为先师。公元1669年，康熙皇帝还亲自到大学祭奠孔子，此举被称为“入关以来的创典”。顺治帝在1649年还特许满汉间通婚，称：“当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都是皇帝赤子。要他们互相亲近，莫如缔结婚姻。从今以后，满汉官民欲结联婚者，听凭自处。满州的官民娶汉族女子的，必须真正给予汉女妻子地位。”[1]
为了收买汉人的心，特别是读书人的心，清朝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满汉联系。例如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确立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等。为了保证汉人能参与国家管理，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把名额全留给汉人。中央六部的堂官(尚书和侍郎)均按一满一汉的名额设置，上书房大臣和后来的军机大臣也基本保持满汉平衡。康熙十二年诏命举荐山林隐逸，十七年设博学鸿词科，十八年开《明史》馆。其间不少关于明史研究的禁忌也不再起实质作用，就连王夫之论“华夷之防”的《读通鉴论》也能刊刻。康熙甚至说：“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2]。这种示宽的政策并未换来全面的和解，顾炎武面对博学鸿词科和召修《明史》的数次善意，一概拒绝，坚称“绳刀具在，勿速我死”。应该说，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方面，满清高层确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即便如此，清廷也未得到汉人的认同。事实上，整个清朝前期，汉人反清复明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使清廷十分尴尬和恼火。本来满族从祖上就对汉人的明朝深怀“七大恨”，在一切伪善和平的努力宣告失败之后，清廷似乎已经没有了一点耐心，其统治政策随之发生转变，开始由笼络变为镇压。
这个转折的起点就是1663年的“庄胤城明史案”。庄胤城所著《明史》以明朝为正朔，称满清为“贼”、“夷”，否定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的合理性，清政府打开杀戒，最后因受此案株连获罪的有220人，被处死的多达78人。1709年又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这样，通过制造血腥的文化恐怖，到康熙后期，满族贵族基本上把持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此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就像野火春风，对满清的仇视经常出现反弹，因此雍正、乾隆二帝效法康熙的做法，厉行镇压政策。在雍正在位的13年中，又发生了20起影响很大的文字狱；乾隆则将疯狂镇压变为常态，其在位的60年间，制造的重大文字狱、言论案更是多达42起[3]。
乾隆朝的文字狱五花八门，其罪名有：妄议朝政、谤讪君上、妄为著述、不避圣讳、纂拟禁史、怀恋胜国、收藏禁书、隐匿不首、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之气等等，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歪曲引申作者原意，只凭想象断定作者动机，使一大批无辜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当中，既有一般生员、塾师、举人等中下层知识分子，也有宗室贵族及政府官吏，此外还有商人、僧侣、江湖术士等，基本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文字狱高潮期间，所有的统治机器统统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书版而全速运转。触此网者，或被凌迟，或被砍头，或被流徙，甚至连那些偶尔信手涂鸦的疯子也不能幸免。
现在看来，清朝前期，虽然也是专制制度，但与前朝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满族入主，它以前各朝要多费很多周折，最大的周折就是寻找文化和道德合法身份的汉人认同，而实际上这是相当困难的。汉人中间“遗民”心态突出，对于满族入主怀有本能的排拒。这种新主和遗民的冲突，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是国人，尤其是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总暴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内讧不止、兄弟阋墙的根源。满清统治者对于这种民族对立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以马上得天下的思维治理天下，对于这一复杂的历史葛结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粗暴方式，结果治丝愈棼，竟至于无法收拾。其实，无论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还是“同治中兴”，繁华之下，汉人的排满情绪一直暗潮涌动。著名的《新湖南》中，对这种现象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盖士庶之家非食禄于朝者，其丧葬率用前代之衣冠，名为“唐巾”，询其故，则有所谓“生降死不降”之说。咸同间，号称“中兴”，湖南悻悻然以名业自见矣，而巴陵吴树敏暮年不乐应曾文正之招也，其卒也，亦以前代冠服殓，其余名士尚多有之。缠足，恶习也，而湖南人保守之性特强，叩其所以，城市之人不能言其故，乡里之氓又往往有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取其与满政府为反对也。[4]
因此，“满人者，宗教思想最薄弱者也，特恃为射雉之媒而已；而政治之调和，日日见其失败”。到最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排满成为革命者最有煽惑力的口号，那就是“驱除鞑虏”。
其次，世界范围内封建专制主义已经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兴起，而清朝统治者坐井观天、抱残守缺，依然用中国传统的统治思维和做派，从事着猫儿盖屎的营生。
资本主义的扩张，就像洪水一样泛滥扩张，清政府已经嗅到了这股带着血腥和飞尘的味道，他们对于骑着白象而来的传教士及其教义，也采取了激烈的高压态势。早在顺治时代，就有人开始批判天主教、基督教：
以父人君之夭为役使之贱，无怪乎令皈其教者，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养也。不尊天地，以其无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贱之也；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不尊亲，以耶稣之无父也。天、地、君、亲尚如此，又何有于师哉？此宣圣木主义所以遭其毁也。乾坤俱汩，五伦尽废，非天主教之圣人学问断不至此，宣其夸诩，自西徂东，诸大邦国咸习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国之道也。吁嘻！异乎哉！自有天地以来，未闻圣人而率天下之人于无父无君者也。诸大国苟闻此道，则诸大邦国皆禽兽矣。而况习守之哉？[5]
嘉庆年间，基督教在中国亦有燎原之势，传教士竟“用汉字编出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 信众之中不仅有“愚民妇女”，还有其人，甚至官员。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设有“会长”。嘉庆帝下令销毁这些传教用的书籍和板片，对有关人犯作了严厉的处理，将普通信众发配伊犁为奴，将信教旗人“销除旗档”，将官员一律革职，另须“查明伊合家出教属实，由该管参、佐领具结详报，再行释放”。释放后如再敢私行传习，“即加倍治罪”。
此外，嘉庆帝对于当时十分流行的教义，如《教要序论》、《圣年广益》、《婚配训言》等书进行了批判，他说：
朕几余披阅，如《教要序论》内，称其天主是万邦之大君。《圣年广益》内，称所信降生之耶稣系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称中国呼异端为左道，未必非默默中的承行主旨而有是言；又称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弃邪归正，圣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长治者；又称我敬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称凭他有道之邦，多系世俗肉身之道；又称圣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又《婚配训言》内，称外教者如同魔鬼奴才等语，支离狂妄，怪诞不经，不一而足；而其中尤为悖谬者，则称听父母所命，相反于天主之命，为大不孝；有圣女巴尔拨拉不肯听从逆命，被顽父亲手杀之，天主义怒至公，即以暴雷击死之，为人父母亲友阻人事主者，当以此为鉴等语，蔑伦绝理，直同狂吠；又称当时有一贝子终日行非理之事，福晋极力劝之不从，一日有一群魔鬼拉贝子下地狱，天主以福晋有德行，默启他使知伊夫火海永远苦难，可见不听善劝，决不免天主永罚等语，尤为肆口乱道。[6]
不仅如此，清朝统治者对于所有异己言论，全部采取镇压措施，就连民间流行的小说、小曲等娱乐内容也不放过。这其实透露了满族统治者不自信的内心世界。他们查禁小说的理由，除了继承明人的“诲淫”、“诲盗”的理由外，还有满洲贵族自己的道理。1753年，乾隆说；“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习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州等习俗之偸，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7]
后嘉庆帝不仅查禁小说，而且禁止演戏。“演唱淫词艳曲及好勇斗很戏剧，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著该御史等严行查禁，以端习尚，并著出示晓谕居民人等，如有家存奸盗邪淫小说及违碍经卷，或自行烧毁，或呈缴到官，巡城御史衙门汇送军机处验明查销”[8]。同年，清政府再次下令严禁小说：“稗官野史，大率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9]
至此可见，言论钳制到嘉庆时期已经达到了中国专制条件下的最高峰，“莫谈国事”成为2000年前“道路以目”的翻版。中国封建社会的言论控制，在经过历朝历代曲折旁通的发挥后，画了一个阿Q式并歪歪扭扭、不圆满但是最终咬合的圈儿，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1] 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2] 《清稗类抄·狱讼类》。
[3] 这些案件主要有：雍正朝有1725年的“王景祺《西征随笔》案”、 1726年钱名世与查良嗣两案、1729年“曾静投书名将岳钟琪案”、1733年禁止民间使用忌讳字。乾隆朝有1749年“丁文彬逆书案”、1751年“王肇基诗联案”、1755年“胡中藻案”和“刘裕后献书案”、1756年“刘德昭献帖案”和“朱时藻《吊时文》案”、1757年“章知邺献诗案”和“王宗训逆词案”、1761年“李雍和呈词案”和“王寂元呈词案”及“阎大镛案”、1763年“杨锦邪帖案”、1764年“邓文亮诗文案”、1765年“文韬造谣案”和“胡学成兄弟家谱案”、1768年“徐鼎表文案”、“李浩刷《孔明碑记图》案”及“柴世进呈词案”、1769年“李超海自荐案”、1771年“林志功诸葛碑文案”、“林时元字帖案”及“刘三元逆词案”、1776年“严譄奏折案”、1777年“王锡侯案”、1778年“刘翱投书案”、“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黎大本《资孝集》案”及“韦玉振刊刻《行述》案”、1779年“王大蕃奏疏案”、“智天豹献历书案”及“王作梁逆书案”、1780年“吴英献策案”、“艾家鉴条陈案”及“石卓槐《芥圃诗抄》案”、1781年“僧明学注解经卷案”和“梁三川《奇冤录》案”、1782年“李一、乔廷英案”、1783年“冯起炎注京案”和“楼德运著书案”、1788年“贺世盛《笃国策》案”、1793年“刘震宇献策案”等。
[4] 饶怀民：《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4页。
[5] （清）杨光先：《不得以》下卷，《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6] 《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四，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966页。
[7] 王彬：《清代禁书概述》，《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版。
[8]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七，第783页。
[9] 《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第83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