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元代由于存在时间短、政府机构运作体制不完备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我们很难找到它关于言论政策的方面。不过从已有的材料看，从宋代形成的两种可能都存在：首先，产生于宋代的“小报”并未禁绝，经常有“小本卖于市”；其次，对于言论自由，元代采取了严酷的打击政策，如成吉思汗规定：“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1]，这里最早明文规定了言论不当最高可判死刑。
元朝统治者用他们强悍的作风严厉限制文字传播，甚至还想封闭所有的嘴巴，即使口头传播，亦常遭到打击，尤其害怕人群聚众。元代多次下令“禁聚众”、“禁集场”，甚至“禁唱货郎”，以防“妄说乱言”[2]。据史书记载：公元1274年“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3]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多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朱元璋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1368年，他称帝不久，即告诫满朝文武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4]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古怪的封建王朝。从江山更迭的角度看，它与前朝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开国皇帝往往能够与民休养生息，言论环境比较宽松；随着王朝的发展，许多历史的、现实的问题开始凸显，最终走向灭亡。但它与前朝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如特务统治、宦官问题更加严重、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等等。从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它处于衰落的下坡路上，弊窦丛生又临歧多变。因此在统治政策和手段上，常常采用非常规甚至极端的方式以企图遏止颓势，但是又常有意料之外的事情让其难以招架。尤其是中后期，它就像是老房子起火，统治者临火掘井，险象环生却只能望洋兴叹。
由此，我们对于明朝的言论制度，可以有一个比较概括的理解，就是明朝从建立伊始，其实就是一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烂摊子，要收拾它，常规的做法行不通，按部就班地来更不行，在朱氏集团的面前，是一盘棘手的残局，只有抛开章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攻一点，不计其余。
现代游戏中，有一种打蛤蟆的游戏，平台上有很多洞口，每个洞口里都有一只蛤蟆，它们没有规则地向外钻，玩游戏者手持狼牙棒，打到地蛤蟆越多，说明反应能力越强。明朝皇帝就像这打游戏的人，起初还是遵守规则的，但后来蛤蟆越来越多，越来越踊跃，皇帝手忙脚乱，挂一漏万，干脆放弃规则，随便乱打。明朝的言论政策，也许就是这样无规则的古怪。
朱元璋登基之后，对于言论，似乎也很开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言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懂得元朝对于言论“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的道理，因此提倡“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的圣王之道。据史料记载：
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5]
对于言论环境宽松的唐朝，朱元璋也有他独到的见解，如：
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6]
至此可见，朱元璋对于言论的认识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经常对群臣说：“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7]
二是下令改革文风。以往官员大臣上书言事，多之乎者也，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折磨。因此，1369年，他下达敕令干预文风，诏禁四六文词。
太祖命……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太祖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8]
可见，朱元璋不仅反对浮华空洞的文风，还选取了柳宗元、韩愈的文章作为范本推行，这就是所谓的“表笺成式”。此后，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还有四次。（1）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2）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3）洪武十四年七月，他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4）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按理，明初应该言论比较自由了，但恰恰相反，因言贾祸的人却比比皆是，说“坏话”不幸，说“好话”更不幸。这不幸的程度，又常常超乎想像。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嘴巴有点歪等历史的天然的缺陷，他有忌讳，所以据史料记载，当时许多文章诗词中，因为有与“贼”、“僧”谐音的字句，就被认定是讽刺朱元璋，作者因此遭殃倒霉。朱元璋的这些敏感的忌讳，从此也成为明朝一个明显的政治性格。
最有趣的，便是那些说“好话”的谄媚者了，批评既然贾祸，说“好话”、“吉言”总不会有错吧，可是大伙很快发现自己又大错特错了。按明朝制度，凡遇到重要节日以及皇家大事，臣子都必须上表祝贺与谢恩。有《谢赐马表》中说“遥盏帝扉”之句，被认为是说“帝非”，作者被杀；有《正旦贺表》里说“取法象魏”，被认为是“去发”（为僧），作者被诛；有《万寿贺表》里说“藻饰太平”句，被认为是“早失太平”，作者被杀，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反正整个明朝，历代皇帝，淅淅沥沥都有这方面的作为。
大伙对于皇帝这种阴晴不定的性格都感到莫明其妙，皇帝的“狼牙棒”可是没长眼睛的。因此学会明哲保身，都不言语了，有的甚至隐逸起来，可人家皇帝还是不依不饶，不做官、不说话也是犯罪。因此，在明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提建议治罪，说“好话”也治罪。只要说话便治罪，所以不说了，不说了也要治罪，所以还得说，说了又治罪，所以又不说了，如此循环不已。这或许就是朱元璋骨子里头奉行的“以猛勒国”的政策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上理学的束缚，特务的横行，明朝的人们大都噤若寒蝉，无所适从。
这种情况在整个明朝都是存续的，但是有衰败的迹象。或许人们慢慢适应了朝廷“吼之”、“踢之”、“咬之”的三板斧，“技止此耳”，所以尽量躲避它，后来甚至鄙视它，干脆就不在乎了。大家该说的还在说，该激烈的还是激烈。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李三才还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真是骇人心魄。[9]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无异于破口大骂了[10]。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备万历说：“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11]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经痛斥万历说：“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12]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13]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上述这些激烈的言论，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万历皇帝对此居然比较“耳顺”，除偶尔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14]之外，未见有严苛的处罚。虽然也不乏谏诤者因此被贬的案例，但最终受到重罚的却极少。这种做法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都不能理解，他们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怎么敢对皇帝破口大骂呢？
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多数持肯定的观点，认为万历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万历朝的言论自由，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我想这并不是万历皇帝英明的一厢情愿。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明朝，我们会发现，万历并不是主观上虚怀纳谏，只是客观上封建王朝千疮百孔，已经无法收拾了，加上前面历代皇帝所遗留下来的宦官、特务、政治纷争、边疆烽火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导致了政治势力分崩、道德体系混乱，使整个明王朝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万历既然缺乏挽狂澜于既倒的能量，也就只好唾面自干，听之任之了。
纵观明朝的言论制度，由于多凭君主一人的喜好和心情，表现出表里不一，前后不一，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就会被治罪杀身，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不行，说对了不行，说错了不行，朝廷的心思像六月天孩子面，说变就变，喜怒无常。因此，明朝的言论环境更像物理学上的布朗运动，就是爱因斯坦也不得不得承认：这完全是不停的无规则的运动。
[1] 《元史·太宗本纪》六年正月条。
[2] 《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禁聚众》。
[3] 《通制条格》卷二十七。
[4] 《明大祖洪武实录》卷25。
[5] 《明太祖宝训》卷一。
[6] （明）余继登：《明皇典故纪闻》。
[7] 《明太祖御制全集》。
[8] 《明太祖宝训》卷二。
[9]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
[10]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11]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12]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13]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14] 《明实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