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帝国的衰落和分裂，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政治上中央集权不断遭到削弱，军事上藩镇割据日益加剧，最终导致道德层面出现龟裂，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就像患了羊角风一样，开始不规则地抖动和抽搐，有时还很剧烈。经过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封建制度像年久失修的马车，开始变得松垮、疲软和噪声，更年期症状逐渐明显，老毛病未除，新毛病又添。公元960年，宋朝的建立，或许就带着这样先天不足，专制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运行起来总显得力不从心，气喘吁吁。偶尔也想振作，不过只是一厢情愿的姿态而已。这样看来，大宋王朝真的需要一些外在的支撑和补给，如拄上拐棍以维持平衡，多吃人参以增加元气。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便请来处士王昭素问对。与此前所有开国君王一样的是，他也向处士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事情。但有一点却是此前开国君王所没有的，赵匡胤还重点询问王昭素如何保养身体：
（公元970年）三月辛亥，以处士酸枣王昭素为国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笃学，有志行，帝闻其名，召见便殿。时年已七十馀，帝问曰：“何以不仕？”昭素谢不能。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敛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帝甚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帝爱其语，书于屏风间。[1]
赵匡胤在位16年整，身体似乎也没有保养太好，一夜暴卒。继任皇帝宋太宗乃赵匡胤之帝。宋太宗有“弑兄篡位”的嫌疑，自己是百口莫辩的，他只有借助外部力量，制造比较有利的舆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首先，他效法老兄，也请来“处士”陈抟，给他出谋划策。表面上看是继承兄长衣钵励精图治，实际上这只是一层烟幕。他登基以后，首先清除了他的两大威胁：一个是曾经发动政变企图取而代之的赵德昭，一个是实力派赵廷美。两场皇家内讧，弄得人心惶惶，这时在一片政治阴霾之中，陈抟从华山翩跹而至[2]，他此行的目的和经过是：据《太宗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书记载，陈抟到了汴京，太宗甚为礼重。太宗向宰相宋琪等人介绍说：“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入华山四十年，度其年近百岁人，且言天下安治，故来朝觐，此意亦可念也。即令引至中书，卿可试与之语。”宋琪等便问：“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于人乎？”陈抟说：“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术，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是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一个能“逆知人意”的世外大仙人把个太宗说得完美无缺，圣若神明，众人自然也就没法不信了。
其次，以封禅制造舆论，证明自己是“超人”，有镇服四海的能量。历来封禅必现有“天降祥瑞”之朕兆，于是他策划自制了一个，为封禅营造官方舆论，结果大获成功。这就是：
帝曰：“朕寝殿中，帟幕皆青絁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俄见神人星寇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命笔志之。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采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潜令中使往视，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已爱人，夙夜求治，以至珠邻修睦，犷俗请吏，于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3]
第三，他要一改老兄武将的作风，拼命使自己温文尔雅。他知道，对有些事情，有些言论，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节省体力，不能再呈匹夫之勇了。相反，他对于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和言行还不时表示出十足的鄙视，因此也赢得了谏臣的好感与拥戴。
经宋太宗这样一折腾，北宋前期的政治如同中国此前两个伟大统一王朝汉、唐一样很是开明，因此也催生了相对宽容的言论环境。
公元988年，宋太宗下令将补阙、拾遗改名为司谏、正言。其目的是让台谏真正地履行进谏职责。不仅把“老把总”改成“督军”，宋朝皇帝也时时走走秀场。公元999年春，因天大旱，真宗下诏求直言；公元1005年，真宗增设六科制举，其首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公元1038年，因天象反常，仁宗求直言，凡此等等。纵观北宋一代，仿佛比以前所有王朝更喜欢于“求直言”。
不过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些略微高明的法术而已，做足了表面文章。其实，宋代对言论的钳制、对言士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以前历朝，有时甚至是魔鬼式的没有原因，没有理由。
宋代对于言论的钳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台了“定本制度”，堪称中国最早的新闻立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之一。二是，朋党交恶，谈士蜂起，统治者喜怒无常，玩弄言论于股掌之间。
定本制度。言论发展到宋代，是中国古代言论控制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原因有二：一是持续的道德失范，促成了言论的多元性和复杂化，也促使统治者重建封建道德秩序，理学的兴起便是明证，“灭人欲”与言论自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是言论的新载体开始出现，这对于传统的舆论管理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宋代以前，言论的载体，除了官方的奏章和公文之外，民间似乎也只有竖者耳朵听讲的份儿，而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宋代出现了民间“小报”。所谓“小报”，是指未经官方批准私自传抄（或刻印流传）的报纸，相当于现在的“非法出版物”。办小报的人，“出入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4]，身在官府而私下出售信息（机密），这些邸吏，也可以称得上中国最早的拿“职业附加福利”[5]的人。“小报”的内容很有吸引力，“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6]。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这些人冒险兼职卖新闻，可见在宋代，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和价值，可以给人带来经济利益。
“小报”的生产有比合理的流程。先是“邸吏”在官方没有行文公布某事以前，便“矫为家书”[7]将此事披露，传播者按一己理解和爱好删改修订，为增加影响力也常常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稿子加工好以后，随即倩人抄写或纸板付印。
“小报”的发行也很快捷，“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闻得之，则曰‘小报到矣’”。
由于“小报”制作粗糙，各取所需，“不无小人俦张之说”，所以“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失实、泄密的问题也就频频发生。为此，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打击“小报”。宋代的各个皇帝，都对小报持“痛行禁止”的态度，他们曾采取罚款、逮捕、科刑、奖励高发、直到发配边疆等政策和手段，企图以此消灭“小报”。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因办小报而被处以极刑的案例。
二，加强“官报”，严格新闻发布制度，实施新闻检查。由于官方的邸报常有泄密或新闻口径大相径庭的情况，导致最高当局的被动，所以从公元999年，宋朝开始实行新闻发布、统一新闻口径、厉行新闻检查的制度——“定本制度”。该制度明文规定，各地方的“进奏状”（地方了解中央和京城消息的工具）在出版发布前，必须抄送“枢密院”（全国掌管信息宣传的最高机构）审核，待“枢密院”删减修改以后形成一种标准文本，各地再据“标准本”发抄，“标准本”内容绝对不允许擅自改动。即“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这就是“定本制度”，它一直实施到南宋末年。
但是，尽管如此，“小报”还是野火春风，禁而不绝。由此可见，封建社会到了它的衰退期以后，封建体制对于言论的控制能力已经减弱，剩下来的就是两种可能：要么言论更加自由，要么言禁更加残酷。
[1]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宋纪·六。
[2] 陈抟从来以隐士自居，无意政治，此前已有周世宗请他出山，但遭到拒绝。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十一月，世宗“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问以飞升黄白之术。抟答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命为谏议大夫（一说“拜左拾遗”），固辞不受。赐号“白云先生”（此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说学者又称白云先生），放归山；又命陶谷草诏，令华州刺史每事须供，岁时存问。
[3] 《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4]（宋） 周麟之：《论禁小报》，《海陵集》卷三。
[5] 是指靠职业的便利违反职业操守而得到的别人不可能得到的利益。
[6]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四。
[7] 《宋史·刘奉世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