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从此到公元907年的近300年间，唐朝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唐初，统治者接受隋朝阴毒镇压言论的教训，对于言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虚心纳言，与魏征、孔颖达、裴寂及重臣进行了广泛的对话，探索治国安邦之道。

唐太宗是千古明君，史有定论。他与魏征的故事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对于言论的认识，他有一个不断印证和提高的过程。在他即位的前一年，便开始反思前朝，于是便有一段精彩的君臣对：

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1]

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发现隋炀帝文辞深奥博雅，他是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的，可他做起事来为什么正好相反呢？”魏征回答说：君主虽然圣哲明见，但还是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只要君主开明，广开言路，有智慧的人就会奉献其谋略，勇猛的人就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隋炀帝依仗他的才能，骄傲自满，所以张口闭口尧、舜，而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桀、纣恶行，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所以很快灭亡了。

李世民也曾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向知识缺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倒像胸无点墨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孔颖达具体加以解答，并说道：“不只一般百姓如此。帝王内心蕴藏聪明才智，外表上应当沉默少语，如果位居上尊之位，炫耀自己的聪明，恃才傲物，掩饰过错，拒绝纳谏，那样就会使下情难以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

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等人的建议。公元627年，他下令：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入阁商议国家大事，都要有谏官跟随，遇有不当之处，谏官立刻进谏。“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据统计，唐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仅魏征一人前后所谏大小200余事，数十万言。

不能否认，唐太宗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的道理，他说：

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世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2]

应该说，直到贞观十年，魏征发现唐太宗“渐恶直言”之前，唐太宗对于各种言论一直是十分重视的。他曾对某大臣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我将它们都贴在寝宫的墙壁上，这样可以进出看得见，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他不仅率先垂范，还希望大臣亦能从善如流，他说：“我常常担心由于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建言献策。同时，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用自己的喜好，痛恨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如果自己尚且不能接受劝谏，又怎么能给别人提出意见呢。”

至此，在以唐太宗为核心的唐朝政治上层当中，一种相互批评建议的风气已经形成，上行下效，可知唐代在贞观年间言路较宽，言论亦较自由。这种风气的形成，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唐太宗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在于他能身体力行地推行言论开放政策。他能带头接受批评，带头自我反省，最终把专制体制下的言论自由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认同“灾难为天罚”的理论。如公元637年秋，发生了洪灾，洛阳损失最惨重，建筑大量被毁，淹毙六千余人。唐太宗以此自责，认为自己身为皇帝必定犯了过错，因此曾下令优先救济灾民，缓修官方建筑，请求直言批评。

此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了一个颠覆性的思想家刘知几，他著有《史通》，该书对于唐以前的历史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他首先颠覆了尧舜为圣人的说法。他认为：尧自动把天下传给舜的说法掩盖了事实真象，因为“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他甚至直指孔子赞周制的悖谬性，而把周文王比作司马昭。“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司马昭）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盖姬之事殷，当比司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3] 对孔子的《春秋》，他认为：《春秋》中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巫来世，欺骗后人。这样的言论和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国古代专制条件下言论自由的最高水平。诚然，这样的言论源自刘知几独立的思考与杰出的判断力，也得归功于唐初以来言论的宽容政策。

对于这种比较宽松和谐的言论环境所带来的益处，唐太宗是非常清楚的，公元627年，他对魏征说了一段话，道出了他所理解的言路畅通对于治国的好处：

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4]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人想要看得清楚自己，一定要照照镜子；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善待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大臣们溜须拍马，就象隋炀帝、虞世基君臣那样，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亦难自我保全。众所周知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现在看来，言论开放政策功莫大焉。

可是从贞观中期往后，唐太宗开始转变，对有些建议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6]整个唐朝言论自由的春天已经过去，越往后越显示出专制的暴横本质，大唐帝国，暮气渐深。

至武则天时期，曾经出现了一本《罗织经》的书，该书由唐朝酷吏来俊臣、成国俊所撰写，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整人治人。传说武则天看后也曾感叹道：“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然而，武则天竟欣赏这本书，以致于奸臣当道，他们滥杀无辜，党同伐异，手段极其残忍，“凡罗织人罪，皆先进奏事状，敕令依奏，即籍没其家。每有赦令，则遣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当时法官竞用酷法讯囚，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朝士人人自危，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 ”。 仅经来俊臣一人之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共有一千多家[7]。至此，唐初宽松的言论环境急剧恶化，往往只言片语或一首诗歌都会惹火烧身。难怪柏杨颇具讽刺意味的说：“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8]

综上所述，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封建帝国，其实也只是封建帝国而已。虽然整个唐朝时期，言论环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松的时代，但这种言论环境也还是在专制的条件之下，言论自由也还是有条件的自由，并且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专制条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柔性的松散的存在，恰恰相反，是刚性的制约性的禁锢。因此，实际上唐朝是有言论但并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唐时的“言论自由”，其实只是一种体制之内的道德型表达，这种表达就像高空走钢丝，不仅需要胆量，其实更需要技巧。

大唐尚且如此，其后中央集权逐步加强，封建专制日趋极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唐朝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不期待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