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活的历史，它不仅记录历史，也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演进的过程中，很多词汇的原义逐步消失，甚至变得完全相反。而促使词意发生转变的动力，往往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迁。因此，语言文字的变迁，其实也是历史变迁的缩影。

上个实际3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中国一度风靡。第一个把弗洛伊德介绍到中国的是近代著名学者章士钊。章士钊对于精神分析感到浓厚的兴趣，他甚至和弗洛伊德通信探讨一些问题，弗洛伊德还很客气地给他回信。章士钊受到弗洛伊德的启发，进而想以精神分析理论为指导，重新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计划写一本《文始说例》的书，用这个“男女饮食之学”，解释中国语言文字现象，以期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别开一生面”，但后来因为日本侵华而告中断。

但是章士钊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如他的《也毋考》、《五常解》等等。其中，对于“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他是这样认为的：生命最初来自于男女相偶，所谓男女相偶，就是男女之间圣洁、交融的和谐关系，这就是“仁”；所谓的“义”，就是男女一旦确定关系，便互不背叛和离弃；所谓“礼”就是法，男女关系混乱，多偶伦乱，“漫无检束”，因此制定法律规范它；所谓“智”，就是在人群之中，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配偶；所谓“信”，就是男女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还盼望有第二次，以此“信”在古汉语里有“再次”的意思。以后，孔子认为，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够达到相爱男女的程度就是最高境界了。如儒家的“仁”，即“爱人”，其实就是盼望人们能像爱自己的心上人那样去爱护别人就好了。

因此，我就又想到“诽谤”这个词。它的意蕴的变迁也很有趣味，很有历史的深意。只是说到历史，因为它被尘封太久，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原义了。“诽谤”一词出现的年代，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在尧舜禹时期。

在秦朝实现大一统之前，华夏大地之上曾是多中心的政治秩序。那时“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即九州鼎立、八方共融、互相砥砺的上古升平之世。那时没有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反倒是“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合宫、总章是黄帝、虞舜办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听取、询问民众的意见。相传尧时，在四通八达的地方，设“诽谤之木，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在街头设通往进谏处所的指路标，称诽谤木，因它上面刻有花纹，又称华表木（桓表）。还有学者认为，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口立一个木板，上边可以自由留言，类似现在很多单位门前挂的意见箱或网络上的领导信箱。进善旌（即幡），就是竖起旌幡，所有言论都可以站在旌下发表。其目的都是在于鼓励百姓发表意见，广开言路。尧还道旁筑室，以采民言。夏禹也“闻善言则拜”、“告有过则喜”，商汤“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周文王“不闻亦式，不谏亦入”，“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可见，“诽谤”就是“进善”，它本来不是贬义词，我们还可以从古书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证据。如《国语·周语上》、《战国策·齐策一》、 《汉书·贾山上》、《墨子·经上》以及欧阳修的文章。妇孺皆知的《史记》还有一个别称，就叫做“谤书”。

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始于夏禹的儿子夏启。而中国出现官方的言论钳制已有28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最早的要属周厉王的“监谤”了，据《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记载：周厉王残暴苛虐，奢侈骄傲，国人对他多有埋怨。召公（姬虎）进谏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厉王震怒，征集一些卫国的巫师，监视人民的不满言论，报告厉王，将不满者杀掉。这些就是最早言论钳制政策和手段。据史载，周厉王时期，国人都不敢说话，“道路以目”。厉王很得意，告诉召公说：“我能够消除不满言论，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所以治理人民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说话以宣泄不满。如果封住他们的口，能维持多久？”厉王不听，国人无敢言者，这也算得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白色恐怖了。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朝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专制时代。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国家舆论政策必须服从、服务于君主利益。“大一统”必然压制、消灭任何对其构成竞争与挑战的危险；打击对手，消灭差异，以实现权力最大限度的集中与垄断。国家运行必须以圣王至上、君主万能为逻辑起点，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把万事万物强行整齐划一。因此专制统治权不容受到批评、置疑、挑战，人民必须服从统治者规定的意识形态。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这就是统治者的声音。而决不允许“儒生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若有敢于挑战者，统治者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残酷的镇压，如“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

至此，“诽谤”的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尧舜禹时代到“周召共和”，这一时期，“诽谤”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论公共事务，且尧舜禹能够虚心接受。而当专制制度建立之后，再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去臧否独裁者，虽然也还是提意见以改进工作，但独裁者却不这样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杂音跑调，是在向他们满怀恶意地挑战，因此一切“诽谤”言行，在独裁者强势的话语霸权之下，成为诬蔑的同义词，从此带上贬义的色彩。又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的淫威以及百姓的驯服，使得统治者的言行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凡是与统治者向左的“诽谤”言论，便被认定为恶意中伤或现代意义的诬蔑了。

可见，“诽谤”从上古褒义的善言批评进而变迁为贬义的“诬蔑”，其中的变迁动力来自于极权势力的存在和定性。“诽谤”的被遏制与打压，它的意蕴的前世今生，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由“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 从此变成了“天下皆生其命以为一家”了。(2008年3月11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