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隋朝（公元581－618）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它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到589年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大一统”专制王朝。

隋朝与秦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他们都是短命的王朝，均历二世而亡；都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都有大手笔：秦筑长城，隋凿运河。秦二世和隋二世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等等。历史仿佛峰回路转，在秦朝的波峰之后经过漫长平滑、并不陡峭的波谷，又一次出现了波峰。但历史决不是简单的重复，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它既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又有许多政治创新，如官制的改革、文风的整肃以及科举的创立等。这些创新，可以说是对过去历史教训的总结与反省，也是对日后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峰提前做出了有益的铺垫。然而，这些创新都是围绕“大一统”的统治秩序而展开的，因此我们仍不妨把它看作是维持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新花招，穿新鞋走老路，破坛子里装新酒。毕竟秦的“大一统”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冲冲撞撞，就像一个新产品，经过试验式的推广，暴露出许多草创的粗糙，现在该是修正、调适的时候了。

隋文帝取得政权，也有欺负孤儿寡母的嫌疑[1]。因此，在讲究名节的封建社会里，隋文帝多少还是有些心虚和顾忌。

在大面儿上，他必须励精图治以封天下人之口。如在文化方面，鉴于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长期混战，毁佚甚夥。于是，公元583年，他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这使隋时的藏书量达到77，000多类，37万多卷。在文风方面，他于589年颁布诏书，规定：无论公私文章，一律采用朴实简单的表达方式，不得使用华丽词藻。有一位地方官司马幼之反应迟钝，没理解诏书的精神，依然故我，继续使用旧体风格写公文，结果被治罪。綦彦臣先生说：司马幼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因写作风格遭受刑罚的知识分子。

而在内心深处，隋文帝以及隋炀帝，喜欢阿谀奉承的好话，痛恨逆耳之言的。正如史书中说的：“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2]。据《文献通考》记载：

（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有大臣谏）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法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贤路。”帝於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委所由。后（公元590年）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於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帝不从，竟於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寮之不谏者也。[3]

隋炀帝则更是胜过乃父。公元613年他竟然布对进谏的人一律打击，不许其显露头角。杨广亦称得上是隋代有名的诗人皇帝，才学很高，但他不能容忍别人比他高明，他曾对秘书郎虞世南说过：他“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4]意即我生性就不喜欢听别人劝谏，如果职位已高、名望已重，还要通过进谏来猎取名气，我就更受不了了。那些地位低微的人，倒是可以，但我绝不会让他露头露脸。尤其才高之人的言论触及其利益时，更是下毒手杀无赦。公元609年，薛道衡因感激杨坚的知遇之恩，写了一篇《高祖颂》，文中有引用《诗经》之处，杨广便说是借讽刺周幽王之意来讽刺朝政，再加上御史大夫裴蕴的附和，他竟将薛道衡勒死了。相反，借机说好话的人却得到了他的奖赏。

[1] 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隋国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女儿为周宣帝的皇后。杨坚从此成为关陇集团上层最有实力的人物。周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即位，召杨坚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公元581年，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黄袍加身，新定国号为大隋。

[2]《新唐书》。

[3]《文献统考》卷一百六十五·刑考四。

[4]《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