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枭雄崛起，中国又出现了分裂的状态。大汉天子的权威不断被挑战和削弱，“大一统”严苛的言论钳制成为强弩之末，风光不在。整体上表现出言论环境的宽松，但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的格局虽然分崩离析，但是“小一统”正在膨胀，这就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言论管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整体的言论环境松动。率先打破言论钳制的，恰是这一时期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曾是“大一统”体系下的臣民，曾经也是言论钳制的对象。他们对于言论钳制有痛苦的体验，更有抵制和抗拒的心理期待。如曹操，他本身就是一位潇洒不羁的放旷者，当他具备与汉室抗衡的能力时，他的言论自由度提高，这种提高本身就是对包括“言禁”在内的礼教的挑战甚至是颠覆。再如诸葛亮，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生活潇洒，为人旷达，谈吐纵横捭阖，其言论自由度比常人要高得多。因此，曹操和诸葛亮等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影响力对于“大一统”的“言禁”形成了冲击和破坏。

二是各路枭雄“一统”的言论钳制本质没有改变，但形式却更加复杂。虽然曹操、诸葛亮，包括司马家族，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舆论影响力，但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名正言顺的“皇帝”，历史上把他们称为“僭帝”。为了向汉帝示威，他们需要放言无忌；为了拉拢民心，他们又必须时刻伪装成开明、豁达的面孔，因此他们的人格都是分裂的。

其实，他们对于至高无上的君权在骨子里头是有想法的，或者满含期待的，他们“僭越”的意图和行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他们都在不自觉的效法“大一统”的皇帝，从而把自己变成“小一统”的“土皇帝”、“二皇帝”或“太上皇”，最终把真正的皇帝变成木偶傀儡。既然具有这样的政治取向，那他们也必然不能容忍别人对他言论上的挑战或批评。只是他们钳制舆论的手段，不会像“大一统”条件下的直截了当、不容质疑，而是变得讲究法术，更含蓄、更隐蔽，或者说更阴险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除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因此，“内紧外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言论钳制的总特征。

如曹操害死孔融、袮衡、杨修等言士，他们都曾累次冒犯曹操，以如簧巧舌让曹操吃了暗亏而不便作声。曹操或许表面上显得旷达、开阔和不在乎，但是在心中却连本带利地累计这些人的“罪过”，等到了适当的时机，他便会毫不留情地下手，这就叫做“口蜜腹剑”。如他杀孔融：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鲊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2]

曹操在攻下邺城时，对袁绍的女眷多有掳掠，曹丕将袁绍之子袁熙的夫人甄氏纳为己妾。孔融对此大为不满，便上书曹操称：“武王打败商纣后，将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不知道这是个假典故，后来见了孔融就问他“武王赐妲己与周公”出自何典。孔融回答说：“我是用你允许曹丕纳甄氏一事反推来的，就算想当然吧！”

对于孔融这样的讽刺，以曹操地奸猾，他不会登时怒形于色，相反却会表演得诚惶诚恐，可谓出风行水上不露痕迹，但是内心的恼怒却是刻骨铭心、咬牙切齿的。再如，诸葛亮处理廖立，司马昭处死嵇康等等，都是“僭帝”们深文周纳、打击异己的经典范例。

前面说到，“僭帝”和无能的汉帝，为笼络人心，博得同情，也还要做出一些姿态，摆出一些POSE的。如此一时期，有两篇文章，其批评当局的尖锐和放肆，竟然也能被当局容忍。

一篇是鲁褒的《钱神论》：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以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嬴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

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日：“钱无耳，可暗使。”又日：“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日：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钱神论》通过虚构的情节，历数金钱如何万能，尚贤如何可笑，对当时社会上金钱权力的无限膨胀作了生动的描绘，它毫不隐讳地指出：金钱能使鬼推磨，能决定人的地位和命运。本文与两汉时期的辞赋多描绘自然景观和讴歌太平盛世相比，却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讽刺世态人情，把辞赋的表现功能拓宽到新的领域。可以说，《钱神论》以及稍早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王沈的《释时论》等讽刺赋一起，都是魏晋文坛上最光辉和最有时空穿透力的优秀作品。

另一篇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鲍是东晋思想家，生卒年代不详，生平事迹也鲜为人知。只有东晋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葛洪，在其著作里，为后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这就是《抱朴子·话鲍篇》所保留下来的《无君论》。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由于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政变频仍，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百姓怨声载道。特别是经过汉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遭到了空前的冲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敬言提出了“无君”思想，力图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权的不可动摇性。

他认为：首先，君臣不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原始社会就没有君臣之别。他认为人类应当重新回到这种“无君”的社会里去。其次，君臣之道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指出，假如有个君主，把巧取豪夺得到的钱财拿出一点分给众人，把坚兵利甲收藏起来，自己也有所克制，不过分讲究豪华排场，大家就认为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君主了。其实，君主这样做，只是很可怜的一点让步，就好比强盗少抢一点，就算是善心大发了。由此可见《无君论》攻击君主专制之激烈。然而在当时，它没有被封杀，倒是后世历代都把它列为禁书了。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石破天惊的论述，对于君权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和否定。如阮籍说过：“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把盗贼肆虐、天下混乱归罪于“君臣之道”的出现，归罪于君主及其帮凶的统治，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在是“大胆狂妄”、“悖逆无道”的。

由上可见，秦亡以后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而结束分裂状态，中国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近800年的历史中，中国从秦朝这空前的“大一统”帝国逐步走向分裂，一而二，二而三，龟裂到南北朝十六国，王朝频繁更迭，统治集团忙于攻城略地，无暇他顾，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言论环境化整为零，参差不齐，零散而疏松，为思想解放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历史机遇。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后世的思想界、文学界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应该莫过于“魏晋风度”了。所谓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当时的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怪诞，风流自赏。他们言词高妙，“越名教而任自然”，“扪虱而谈”，飘逸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表现出一派“烟云水气”的气度，几追仙姿，历来为后世所景仰。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这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怀疑正统的儒家思想。从党锢之祸[3]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在长期的腥风血雨中，他们不断否定外界社会，探求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暂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从那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再只为儒家思想所范囿。

魏晋风度，在丹、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之下，蕴含着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人生无常的感伤。姿容的飘逸与内在的智慧、忧伤结合，成了魏晋风度典型的意象。因此，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

可是，魏晋风度毕竟只是魏晋的风度。后世效法者层出不穷，他们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的沉重，却亦步亦趋效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指出：“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边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