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以秦亡为鉴，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了“疏”、“堵”并重的舆论控制政策，其执行过程也更为灵活、务实。汉之言路较秦为宽松，汉儒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仍然不断提醒执政者，以亡秦为鉴，广开言路，克己纳谏。虽然因此而获罪受戮者不乏其人，但两汉400年间，此类呼吁不绝于史。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虽然停止秦的做法，但吕后怕人说她坏话，还是规定了诽谤和妖言有罪。直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才明令废除。对“妖言”罪，公元前187年（高后元年）曾废除了一次，有学者认为，其实并不是真正废除，而是吕后不过借废除“妖言”罪之机，演出过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公元前178年5月，诽谤罪和妖言罪才被汉文帝彻底废除，他认为：人民诅咒皇上，或者互相约聚在一起谩骂皇上，官吏就认为他们犯了谋反的大逆之罪；如有其他不满言论，官吏又认为他们诽谤朝政。发生这类事情，都由于小民的愚昧无知，判处死刑，他认为极不可取。当时的诏书说：“古之治天下，朝廷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尽量说话)，而上（皇帝）无由闻过失也，其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1]意思是说，从今以后，对这类事情一律不受理，不追究。

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董仲舒特别强调“王”与“大一统”的逻辑联系。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2]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封建专制制度从此又披上了神话和迷信的外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儒家观点为人们议政立言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天子纳谏流程和舆论监督机制，被汉儒反复引用，以匡时政。古代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监督制度在当时的效果如何，汉儒并不在意；相反，经过代代阐发，这套制度逐渐被理想化。

总之，相比之下，汉代诸帝虽然不能像儒者所期望的那样从谏如流，且时以一己之怒打击为广开言路疾呼奔走之士，但言论环境总体相对宽松、温和，即使是在政治较为黑暗的桓、灵时期，桓帝“犹广求得失，危言极谏，不绝于朝”；灵帝时，郎中张文“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3]。

[1] 《史记•孝文本纪》。

[2]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3] 《后汉书·蔡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