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定语
    许多物事，必须加上定语才能看得清楚。
    比如“专家”。现在“专家”满天飞，都快臭街了。光秃秃地称人为“专家”无异于骂人。加上定语就不同了。“著名的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这样的定语一加，人们的敬意就会翻着跟头往上窜。这样的专家说曹操是女扮男装的巾帼英雄，说张飞是曹操的侄女婿，说孟姜女是秦始皇的表妹，说王母娘娘是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女酋长，说孙悟空是山东泰山“人”，说朱元璋是猪八戒的后代，说头朝东脚朝西睡有利于身体健康，说男人蹲着撒尿可以有效预防前列腺炎，说经常性揪揪耳朵能增强听力，人们都会深信不疑。加上此类定语的专家说“明天要是不下雨的话很可能就会继续天晴，当然，理论上也不排除阴天的可能”，人们会对其科学周密的话语逻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加定语试试看，保管被人骂为“白痴专家”“蛋白质专家”“狗屁专家”“吃饱了撑专家”。
    当然，“专家”前面也可以加上“有良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敢说真话的”之类的定语。这样的定语不是谁想加就能加的，得社会认可，大众首肯。加上这样的定语的“专家”，至少不会说“当今中国农民的幸福感最高”，不会说“当今中国公务员压力最大”，不会说“自行车产生的污染比小车大”，不会说“物价上涨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会说“听超级女声唱歌能长寿”，当然更不会在论证意见书中把一个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的“杀人”煤矿说成是可以安全开采的煤矿。
    “学者”、“教授”加定语的情况与“专家”类似。
    “领导”前面加定语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领导”在咱们的国度里，即使不加定语也是个光宗耀祖光辉灿烂的词。加上定语，就更是耀眼夺目了。过去强调领导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定语类型多用“焦裕禄式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强调领导干部的开拓创新意识，定语类型就多用“有魄力的领导”、“有胆识的领导”、“敢想敢干的领导”、“富有开拓精神的领导”，时代气息非常浓厚。如今强调领导干部的专业化知识化，于是“专家型领导”、“学者型领导”、“海归派领导”之类的定语类型走红。胡长清之类的领导干部，学养原本非常有限，却利用职权，搞个学士硕士博士速成，再弄来个“名誉教授”之类的头衔，俨然成了“专家型领导”、“学者型领导”的代表。他们看重的就是“专家”、“学者”这些定语现时的“含金量”。最近揪出来的贪官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还是个“作家型领导”，这一定语类型在官场独树一帜，李书记顶着这么个风雅之至的定语，一边肆无忌惮地搞腐败，一边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意在流芳百世的诗歌散文，风光甚是独特。
    近年来，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贪绩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贪污腐化的手法更是花样翻新，但嘴脸却颇多雷同之处。老百姓图省事，常常私底下把有问题的某某领导称为“陈希同式领导”、“成克杰式领导”、“张二江式领导”、“王怀忠式领导”，这些过往的贪官被符号化，成为领导干部的专用定语，也算是为反腐败工作做了点贡献吧。
    再来说说“农民”。和“专家”一样，光秃秃地不加定语地称人为“农民”，在当今时代已经是在骂人，其意思是指对方“老土”、“没见过世面”、“死脑筋”、“保守”、“愚昧无知”、“素质低下”等等。加上定语，境况就大有改观。譬如“作为企业家的农民”这么一个说法，就很是光彩，很是荣耀。有了“企业家”这样一个金光闪闪的词作定语，“农民”身份便宝贵起来，其隐含的意思包括了中国农民的一切优点：吃苦耐劳，朴实，诚恳，厚道，等等等等。倒过来，“农民”也可以作定语，譬如“农民企业家”、“农民委员”、“农民代表”、“农民教授”、“农民专家”、“农民作家”、“农民画家”、“农民歌唱家”等（迄今为止，还没有农民局长、农民市长的说法）。这时候作定语的“农民”是一种点缀，其语意的重点在于赞美被称呼的人摆脱了农民身份农民地位的可歌可泣，骨子里透出对农民的歧视。
    正是由于定语的美化功能强大美化效应明显，时人都热衷于在称呼前面加上定语。只登过一次台的歌手自称“著名当红歌手”；唱过歌碰巧又在某部影片中做过群众演员的人则自称“著名影视歌三栖明星”；某官员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一句话，“主持全盘工作的副主任”，定语蹊跷但十分必要；某职业撰稿人介绍自己是“跟李湘打过官司的知名自由撰稿人”，借光心切把李湘拉来作了定语；连本应窥破红尘的一级作家也不甘落后，在前面加上“国家”二字，号为“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作定语的感觉当然不同凡响。
    载《济南时报》2007年8月10日  作者：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