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图书馆

文/魏剑美

说起来也许别人不相信，我在大学里教书七八年了居然一次也没去过图书馆。我甚至压根就没去办过阅览证。是我不喜欢读书吗？不，事实上我每天都要看书写作，不谦虚地说，我一个月的阅读量可能比不少图书管理员一生的阅读量都要大，买书费用一直是我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那我怎么就吃饱了撑的有现成的公共资源不用偏要自己掏腰包？

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在图书馆基本上找不着自己喜欢的书籍；第二，在图书馆也基本上找不着自己喜欢的环境。

以我读书时候有限的借书经验，似乎从没在图书馆找到过一本让我为之心动的书。在故纸堆中一顿晕头晕脑地胡乱翻找，但见到处都是那种写满“正确废话”的出版物，无论史学、哲学、文学、新闻学还是教育学、心理学，基本上都是四平八稳到可以用作政治教本的大作。而这些书的写作年代与写作腔调，在考古的人看来也许还不算久远，但在我这样的俗人看来，却实实在在是古董级别了。我曾经有幸翻阅某知名教授同大学生谈学习的“青春励志读物”，但见他“成才宝典”的第一条就是“坚持高举某某某旗帜”，我吓了一跳，心想这“成才宝典”实在算不上新鲜，咱们不就一直这么高举着旗帜过来的吗？

新潮一点的书籍没有看，咱就钻营钻营故纸堆吧。谁知道稍涉敏感话题的历史出版物统统找不着，即使是按期出版的报刊，前后都完整，一到特殊年份或者特殊期号，就玩起了失踪。我常常只好一边痛惜被浪费的时光，一边顺手拿几本聊胜于无的残书破卷，算是对半日蹉跎有一个敷衍塞责的交代。据了解内情的朋友介绍，图书馆真正的好书是不会上架的，多半进了权势者、关系户的书房。譬如那特批的“一字未删”的足本《金瓶梅》，至今没谁敢追问其踪影何在。

没找着什么书倒也罢了，最尴尬的是还得在办手续时饱看后娘脸。那管理员们的脸上永远是一副鄙夷不屑的表情，好像你不是去借书而是去借钱似的。其训斥别人时候的粗言恶语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记得我读研究生时候的一次还书，就克制了好久才没有对一个泼妇杀人灭口。不久后的一天，某个彪悍可敬的研究生甩了图书管理员一个耳光后跑掉了，管理员于是一个个宿舍地过来排查，我当即没心没肺地顶她一句：“我不敢说你是不是该打，但我敢说你们那里很多人都该打！”

做老师后偶尔和学生聊到图书馆的经历，他们说现在哪还有老师去图书馆的啊，就是学生们去也不是借阅什么，而是在那里背英语单词和复习计算机教程。要不是因为那里有空调而教室座位又严重短缺，他们也不会去那里看人家的嘴脸。因为只要有谁不小心放错了阅览室的书刊次序或者将报夹弄到地上，那管理员就可以骂骂咧咧地表演一整个下午。

记得以前的北大清华有“神仙老虎狗”的说法，“神仙”是指教授，“老虎”是指学生，“狗”则是行政办事人员。没想到现在的行政办事人员差不多都身兼“神仙”和“老虎”二职，学生和普通老师只好做起那卑微的“狗”来了。

这些年我认识了几个做图书管理员的人，也陆续结识了传说中凶神恶煞的另外某些职业中的从业人员，发现他们其实也是你我一样的普通百姓，也有说有笑有欢欣有烦恼，也呼唤公平痛恨腐败。我很奇怪为什么一进入职业场所他们就变了嘴脸呢？例如我楼下的那个大姐，平时很喜欢开玩笑的一个人，有次我见到她在公交车上卖票，吆喝人家时的傲慢与粗暴就像换了个人似地。我常常想：到底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有了某种特殊的“场”使他们不得不被同化，还是因为他们在别的场所受了训斥所以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找平衡？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因为即使我可以逃避开让人心生烦恼的图书馆，但却逃避不了生活中那些无所不在的职业嘴脸。

通联：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魏剑美    邮编：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