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尊严正蕴含在平民的尊严之中

文/魏剑美

看浙江卫视的特别节目《中国大使》，其中驻法国大使赵进军无意中讲到了这样一个细节：2004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40周年纪念日，届时，***主席应邀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心发表演讲，这将是第一个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的亚洲国家元首。可想而知这是多么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头天晚上，赵进军对法国的议长提出去国民议会中心打个前站，实地看看演讲的场地。谁知道议长居然爱莫能助，原因是已经是下班时间，管钥匙的人早回家了。

事涉如此重大的外事活动，堂堂一个议长，居然没有想到将那个微不足道的“管钥匙的”人唤来。在我看来只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议长充分尊重下属哪怕是一个“管钥匙的人”的正常休息时间；第二，议长自己很知趣，不敢去“管钥匙的人”那里碰钉子。我随后请教有过法国留学背景的朋友，得知基本上是后一种情况。他说：“欧洲人普遍很看重属于个人的时间，别说议长，就是总统都不可能随便使唤得了一个雇员。”也就是说，议长没命令“管钥匙的”立马过来，并不是因为议长“体贴下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实在是因为在工作时间之外他没有再去支派人家的权力。就算他想这样做，人家雇员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巴结领导的好机会，相反只会觉得这领导是搭错了神经。那么，难道雇员就不怕上司找借口炒掉自己吗？答案很简单，在有着严格《劳工法》保护的法国，没有一个上司敢无缘无故炒下属的鱿鱼，除非他不在乎官司缠身。

以前还看过一个中国记者在丹麦的经历，令他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尽管老板的秘书等人就在旁边忙活，但没有一个人过来给老板的客人倒水什么的，每次都是老板自己扭动着肥胖的身子亲自为客人拿这拿那。记者于是问老板怎么不叫自己的雇员给客人倒水，老板瞪大着眼睛说：“哦，我要是敢叫他们为我做这个，那他们肯定会将水倒在我的脑门上的！”因为在雇员们看来，这些来人都是老板自己的客人，与他们的工作内容毫不相关。

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在我们的职场文化背景下当然是匪夷所思的。抛开病态的人身依附的职场潜规则不谈，抛开媚上欺下的国民奴性根蒂不谈，单以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说，为尊者和长者做一些必要的礼让与牺牲，也是应该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警惕，我们会本能地想到：在这种目无领导尊长和“国家形象”的职业文化氛围下，肯定会孕育出另外一些弊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一个同事的姐姐在法国开酒吧做老板，不但不敢训斥员工，就算正常的管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店里有个员工因为离婚导致性情变坏，动不动就要求请假，身为老板的她就毫无办法。因为根据该国法律，被解聘的员工两年内发生生活上的变故都可以起诉老板，可以将变故归结为解聘带来的压力所致。也正因此，在国内颐指气使做惯了“上帝”的官员大款普遍感觉西方国家的服务生对自己“不够恭敬”，甚至怀疑人家是有意怠慢中国人。这样一来，是不是影响了“国际友谊”、“旅游形象”等也还真不好说。

但是在法国这个诞生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国度里，为了捍卫弥足珍贵的个人尊严，它需要为一些“负面影响”承担必要的社会代价，包括容忍可能请假过多的离婚员工、对官员大款“不够恭敬”的服务生，也包括那个无法让议长召之即来的“管钥匙的”。一个强大的现代文明的国度不可能由一群感恩戴德的“臣民”和“子民”构成，换一句话说，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有尊严的民族和国家，其实就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平民是否拥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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