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第一要义是公平

文/魏剑美

每到高考前后，总有各种各样体现“人文关怀”的高考新闻出来，什么禁鸣啦，送考啦，关怀高龄考生啦，善待残疾学生啦，等等。最近的一项调查数据称：近年来农村考生的高考升学率持续下降。因此有人撰文呼吁：重点大学应该发扬人文精神，义不容辞地多招收农村考生。

本人对这一呼吁很不以为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前农村考生升学率低主要还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方式所决定的。中国的升学考试最奇怪之处就是其录取标准的五花八门，地域、出身、特长、民族、评优甚至父母的投资情况都可以折算成分数，考生在拥有一个“卷面分”之外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标准分”，这个“标准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考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指数。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都是“裸考”，即没有任何加分，在“标准分”面前首先就矮了他人一截，焉得不败下阵来！

我想，对于农村考生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重点大学“多招收”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而是一套基本公正的竞赛规则，一个基本公平的竞赛环境。这种“多招收”的思路本身，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要求。

中国的高考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的竞赛规则，在那里，不管你有多少需要“照顾”和“优先”的理由，但认定名次的只有一个标准，绝无“卷面分”和“标准分”的说法。无论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还是世界级优秀青年，或者来自落后地区，你100米跑10秒就是10秒，决不可能视不同情况折算为9.9秒或者9.8秒。你踢进一个球就是一个球，决不可能给你折算为1.5个或者1.1个，也不可以因为你是东道主国家“素质高”而额外开恩。我想，这才是它们的魅力所在，如果都像中国高考这样设置多重标准，恐怕早就没有人去看奥运会和世界杯了。

“人文精神”是近年来最为称道、使用频率也最高的一个词汇，但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文的第一要义是公平”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如果连基本的公平待遇都无法保障，各种各样的“人文”举措就很难说不是一种标本不分的作秀。

事实上不仅仅是高考，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处处都能感觉被进行三六九等的区分。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公平”早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现代理念，但公平仍然是最被渴求但却最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去火车站飞机场买票，还是去医院看病、上银行取钱，无一例外都有“优先窗口”、“绿色通道”。那么优先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标示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离休干部、海外侨胞等，有的还包括记者、军人、作家以及“共建单位职工”等。这些还是明示的，还有更多没有列入名单但却手握实权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优先”，而直接享受“特供”和“专供”。

很少有人敢于去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享受优先权？社会公共机构在为“生而平等”的众生提供服务时凭什么来进行次序划分？又是谁授权这些机构来进行这样的人为区分？

没有人反对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儿童提供优先服务，因为对他们的关爱体现的正是人类的美德，他们的优先地位源自于自然原因和生理原因。与此相反，让那些本身就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享受“优先”的便利，恰恰是对社会资源的劫贫济富。

有人也许会说：为他们提供优先服务是基于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是社会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那么我要说，即便抛开“职务等于功劳”、“名分等于贡献”这种公式的荒诞性不谈，哪怕名单中的人都是社会杰出人物，那么他们就拥有更多的特权吗？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的“伟大”、“功劳”、“杰出”而挤占他人的公共资源吗？谁阔谁先上那是商业规则，商人尽可以给财大气粗的主以VIP待遇，但在社会公共领域里，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抢占他人的机会和空间。

我以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是排队，谁先来谁排前面，不问你的出身、血统、职业、名誉、知名度高低、贡献大小、财产多寡。当前，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排队意识，它不仅体现着公平，也体现着效率。两者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失去公平则失去一切，也正因此，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终身信仰并始终实践的一句名言便是：“维持公正，哪怕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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