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们的“奇谈怪论”

文/魏剑美

毫无疑义，人类智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学者和思想家们的理论突破有关。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很多卓有建树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却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举动，甚至提出一些有乖基本常识的“奇谈怪论”。即便是被誉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两座巨峰”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牛顿建造了古典力学的宏伟殿堂，他的名字一度被等同于“科学”。但牛顿后来却沉浸在神学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从1687年到其逝世的1727年，整整40年中，他狂热地苦心研究“炼金术”和注释《圣经》，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宣传教义。牛顿竭力在天体力学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论据，他认为行星之所以能有序地围绕太阳运转，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而作为现代科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伟大的爱因斯坦26岁即提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36岁建立“广义相对论”。但此后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建树了，因为他沉迷于建立一个“统一场”理论，有了这个“统一场”，电场、磁场、力场等就可以归于一统了。

曾经有不少学者一辈子痴迷于制造“永动机”，这种机械装置不消耗任何燃料和动力却能源源不断提供有用的功。早在13世纪，法国人亨内考就着手制造了这样一个“永动机”，但仅仅运转了几圈就宣告失败。达·芬奇也做过尝试，同样遭遇失败。此后又有很多人试图攻克这一课题，在17世纪的法国，曾经有不少人宣称研制成功，乃至于申请鉴定的人多得让科学院都忙不过来。

痴迷“哲学王”的柏拉图一辈子都瞧不起诗人，他曾经将人分为九等，诗人排在第六等。他认为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美的诗歌是因为神灵附体，诗人不过是“神的代言人”，就像巫婆一样。

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欧里几得以来，很多学者都坚称应该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更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像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斯宾诺莎、罗素等，最激进的要数莱布尼茨，他毕生想发明一种“万能算学”，以便用计算来代替思考。他认为有了这种东西，无论是在科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上发生争执，都可以像两个会计师那样坐下来拿起笔来计算，而根本无需辩论。

与莱布尼茨异曲同工的是，自然主义作家左拉一直致力于将文学变成一门科学，他说：“既然医学是门艺术而又正成为一门科学，那么文学本身借助实验方法为何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在他之前，泰纳曾试图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文艺领域。他们都强调运用“实验方法”，把小说视为科学的一种。

马基雅弗利可能是所有研究“帝王之术”的学者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他在《君主论》中提出，聪明的君主要维持他的统治，其行为应当“与真理相反，与博爱相反，与人道相反，与宗教相反”。对君王来说，作恶比行善更为有利。只有当守信有利于国王时才守信，否则就不必守信。一个君主不必具有很多的美德，但必须表面上装着具有这些美德。君主与其让人爱不如让人怕。

唯美主义非常强调“艺术至上”，认为不是生活创造了艺术，而是艺术创造了生活。王尔德说：“生活是艺术最好的学生、艺术唯一的学生。”艺术的本质是谎言，真实的生活只会破坏艺术。他们认为只有无用的东西才有艺术价值，所有实用的东西都不可能有艺术性可言。

叔本华以极端歧视女性而闻名，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论女人》，说女人就像小孩，“既愚蠢又浅见”，指斥女人“是精神上的近视者”。由于“理性薄弱”，所以她们只好靠“狡计”和“虚伪”来生存。他反对法律上的男女平等，理由是“若法律给予女人和男人相等的权利，便也应该赋予她们和男人相同的理性”。认为女人不配占有和管理财产，她们天生需要接受男人的支配。

和叔本华比起来，尼采对女性的歧视丝毫不逊色。他的名言“你是到女人那里去吗？那么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几乎尽人皆知。提倡“超人哲学”的他认为人比之于“超人”，就好像猴子比之于人，只是“一场笑话”、“一个伤心的玩笑”而已。

弗洛伊德提出的“泛性论”被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精神的黑大陆。他认为性本能不仅是个人创造性活动的动力，而且也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国家、军队、宗教、教会等都是通过性本能（亦称力必多、原欲）来维系的，人类的历史也是由性本能推进的。一切文艺活动，都与艺术家潜在的性欲有关。

维新志士谭嗣同曾经著《仁学》一书，提出五伦中最有益无害的是“朋友”一伦，因此君臣、父子等一切伦理关系都应效法朋友，一是平等，二是自由，三是亲密与否由自己决定。总之不失自主之权。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笃信进化论的钱玄同认为人一变老就容易保守，阻碍社会发展，因此人一到40岁就应该枪毙。结果他自己到40岁生日那天，鲁迅送上一首诗嘲笑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怪物”辜鸿铭的不合时宜是出了名的，游历欧美、精通西学的他最推崇的却是古代中国的“周公治礼”，他认为纲常名教是万世不易的科学法则。他甚至认为没有皇帝坐朝廷，中国就不是中国了。他不但主张缠足纳妾，还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他还对“妾”字做了这样的解释：“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女也。”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即便是人类中最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可能发表各种匪夷所思甚至完全错误的“奇谈怪论”。但正是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行，使人类的认识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延伸，因此也可以说，偏激和谬误也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我们现在经常呼唤大师的诞生，殊不知，一个强调“标准化”而轻慢“谬论”和“疯话”的时代，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大师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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