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权先生按：这是一份1972年的“国营广东省普宁华侨农场乌犁管区乌下队村史”，于32年后的2004年被我无意中发现，其时纸面已泛黄发皱，看过之后，多少对那不曾生活过的、荒谬的年代有所感伤。今原文照登出来，也算一种为了“开来”的“继往”吧。）
在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日子里，林贼一伙却叫嚷什么“国富民穷”的反动谬论，妄想以此污蔑社会主义。林贼一伙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其目的是妄图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贫下中农重新受地主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贫下中农一万个不答应。现在让我们翻开过去的苦难村史，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认清林贼一伙的反动实质。
旧社会，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全国人民受尽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队贫下中农，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受尽地主的欺压，被迫得逃的逃、死的死，剩下的不是给地主做长工，就是做短工，挑重担度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一提起旧社会，真使我怒火万丈，刻骨仇恨三大敌人。
乌下队地处山区。解放前，全队水田共有160亩（老田亩制），而百分之七十是租种地主的，粮食产量低，亩产每年平均200斤左右，总产三万二千斤。这些粮食除留种的二千四百斤，就剩下二万九千六百斤，但是，贫下中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劳动得来的果实，被地主剥削了一万斤做地租，余下的不到二万斤，而大部分又属中农、富农所有，贫下中农每人每年吃不上一百斤谷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一放下禾镰就无米下锅。由此，广大贫下中农无法过活，被迫离乡背井，求乞外流，有的活活饿死，有的被压而死，如邱二兴，解放前，租种河头地主林先会土地，饥荒年，粮食失收，无法还地租，但恶毒的地主，不顾人家的死活，带领狗腿子到他家迫租，二兴知道祸到家门，事先走出躲避，他的老婆在家。当其时，地主不由分说，向二兴老婆迫租，迫无租谷，便四处搜查，倒去谷种、抢走小猪，最后还将鼎打得粉碎……地主走后，二兴老婆看到这种情景，气昏在地，后又从地下挣扎起来，气一阵、哭一阵。她想到今后的生活难以为生，就忍气上吊自杀了。二兴回到家里，看到东西被抢走，老婆被迫死，更加气恨！想和地主算账，但一想到当时的社会是地主阶级的，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他被迫得走投无路，只好离开家乡，到十里外的长兴村落户。在那种吃人的旧社会，不知多少穷人被活活迫死。当时全村总人口244人，被迫死、饿死或因病无法治疗而死的就有29人，邱房兴和邱德两家共七人全部饿死；而被迫外流、现在无踪的10人，邱耀农，就是其中的一个。邱耀农是耀东的细弟弟，解放前他全家七人，被饿死了3人，无踪2人，家里就剩下耀东、耀西两兄弟了。（他两兄弟现在已经有十六人了）。可是，耀农为什么而无踪呢？他是因为生活贫困，饥饿所迫，去偷挖人家几个番薯，被人发觉，给人家罚了一大笔款，弄得他家卖牛、卖猪还款，家贫如洗，全家生活痛苦难堪。后又一次，耀农想活一时之命，把人家一只鸭弄掉在厕池里，那时又被一个人发觉了，那人暗静地对耀东说：“你弟耀农又去偷人家的的鸭，鸭掉在某人的厕池里……”耀东一听这话，如象晴空霹雳，心想：前日他偷几个番薯，迫使我倾家荡产，现在我只剩下一间空屋子了，如果弟弟偷鸭的事被人知觉，恐怕赔了屋子还不够……想到这里，便气愤愤地将耀农拖到池塘边，用力甩下池塘里，幸被人救起，不致死命。次日，便将耀农卖给媒人贩，至今无踪。难道耀东心狠无兄弟情吗？不，完全不是，是伪统治迫使他这样做的。
我村除死亡、外流无踪的之外，还有被迫过洋的39人；因生活无奈，被迫当老兵，活受苦的有耀鸿和大猪二人；挑重担，做长、短工过活的最多，占全村的85%；求乞的人数也不为少，占50%，其中长期求乞的有绍阳祖母和耀鸿的母亲，几乎一年到头都做乞丐。这样，全村244人，就有100人在外流浪、无踪或死亡，剩下144人除富农之外，其余都是在家活受罪，都是常常饿着肚子干重活儿过生涯的。在那岁月里，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形容的，祖产和新立的产物极少，那时全村只有68间房屋、耕牛21头，有14户养猪共18头。在伪统治下，政治和治安更是坏，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到处杀人、放火、掠抢。在第二次红军革命低潮时，我队被土匪抢去耕牛12头，邱宏的房屋也被烧掉一间，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敢在家居住。那些日子，天下是地主剥削阶级的天下，土匪横行霸道，贫下中农纵有深仇大恨，也无处申冤，只有长期受欺受压……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比解放前不知要好几十倍！简单举个例吧，如邱绍阳，在解放前祖母当乞丐儿当牛，卖掉弟弟日夜愁；解放后，母子大翻身，现在全家九人，生活十分美好，还建了新房屋，买了自行车。耀鸿、耀东等也同样，解放前，祖祖辈辈当牛做马，耀鸿自己卖身“当兵”，耀东被迫卖掉弟弟，生活如黄连树上结猪胆；现在他们不但生活美满，而且每人也建了新屋，耀鸿还买了自行车等等。从这些翻身人物的事例，可以看出我村的广大贫下中农彻底地得到翻身了。土改后，我队人口大增长，现在全队有65户人家，总人口376人，社员们生活日益提高，粮食水准也不断提高，现在平均口粮超过解放前四倍以上。目前全队新建了51间房屋，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左右。同时买进自行车29架，但解放前连一架都没有。现在社员们的衣服、大棉衣、羊毛衫等成箱成柜，家具、农具件件齐全，但解放前贫下中农穿的是粗布衣，家具、农具三样缺二，用时东借西借。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畜牧业也大力发展，现在各家各户都有养猪，全村共养100头左右，比解放前增加六七倍。生产队公养的耕牛25头，比解放前也大幅度增加。鸡、鹅、鸭不计其数……这些新旧社会的对比，是批判林贼一伙散播的“农民缺吃少穿”的一个最好的课材。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我队建了六间谷仓，五间集体房子，还建了一所400多平方的崭新学校，方便了贫下中农子女上学读书。过去乌犁三个队只有十多人读书，现在连高中、初中生就有三十多人，小学生一百多人。在场党委直接领导、关心下，我队广大贫下中农，走“农业学大寨”道路，积极垦荒改田，兴修水利，在1968年之前，我队兴修两个蓄水池，改移了两宗较大型的水利坑沟，同时改良土壤；又在管区面前的田洋上搬掉历史遗留下来的大沙坝，扩大耕地面积（现在全队共有水田面积260多亩），同时又平整100多亩土地，并实行机耕，深翻土壤，增加粮食产量。这些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
喜看家乡新貌，真是风景如画。生活的改善、家乡的变化，全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而言之，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可是，有些人阶级斗争觉悟不高，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包产到户”的毒害，实行园番薯包产到户，有些干部也不敢顶。这是走回头路的苗头，是多么危险啊！我们一定要刹住这个歪风。我们在幸福的日子里，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我们要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坚决、彻底地把林贼一伙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林贼一伙还狂叫“要对过去那些被判处政治上死刑的人予以谅解和保护，要对过去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说，他们要“谅解”、“保护”和“解放”那些被打倒、被推翻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人，他们要扶植起来，让他们重新上台，重新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压迫和剥削人民。我们不答应，我们不能吃两遍苦、受两遍罪！我们一定要紧紧地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永保江山万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