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猫：  儒家教育这部老爷车开到了唐朝，设备得以改良刷新，此后一路基本顺风，不必大整大修，开至“五四”方报废，唐朝的技术可谓一流！

孔子：  中国人总喜欢打中国人，汉后唐前历经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皆属龟裂朝代，国土四分五裂，纵使引进女娲阿姨的科技也于事无补。而到了隋代，江山又落在著名败国仔杨广的手上——在那政局动荡的环境，教育大厦是无从筑起的，能盖几间砖瓦平房已算本事了。到了唐代，李世民不仅为广大人民买了治安保险，且为教育也投了保，并以自己、魏征、程咬金等人作名人效应，使唐代的“希望工程”走向辉煌。其间，程咬金先生就为我的《诗经》做了这么个义务广告——某天上午的西安街头，一个上身系肚兜下身着喇叭裤子的大汉当众卖艺，只见他从容骑于板凳上，右手抡斧头虎虎生风，左手则紧握麦克风高唱：“关关的睢鸠兮，在河之洲。窈窕的淑女兮，君子我好逑哇……”

        于是，各省有各省的学校，各县区有各县区的学校。首都西安，光高等院校就有三所，分别是特级贵族学院、超特级贵族学院、国子监大学，前两所仅供皇亲国戚和高干的子女就读；唯有国子监面向全国招生，李世民担任皇帝时，就经常带着电视台记者去体恤，看看学生的饮食情况与住宿条件之类的。如此一来，泱泱求学潮以涌入国子监的校门为荣，包括高句丽、新罗、南诏、鬼子岛等外国佬的孩子都争相到中国的国子监留学。

伯猫：  学校所设啥科目？不会有小儿科吧。

孔子：  自然逃不出《五经》的儒掌。当时国子监大学的校长孔颖达先生，对《五经》加以评解，推出了一套金装《五经正义》，套书共九本，也叫作“九经”。

伯猫：  是否人们津津乐道的“三经”、“三传”和“三礼”？三三得九。

孔子：  正是。“三经”指《毛诗正义》、《尚书正义》与《周易正义》，分别用来注释我的《诗经》、《书经》和《易经》；“三传”指《左传正义》、《公羊正义》及《谷梁正义》，通通是我《春秋》的注释本；“三礼”则专门剖析我的《礼经》，乃《仪礼正义》、《周礼正义》、《礼祀正义》是也。

伯猫：  听起来都有点晕，更何况去读死书？找孔颖达办退学证吧！

孔子：  其实《五经》化作《九经》之后，儒学思想的胡同更窄了，以前尚须弄懂1/5，如今只要弄懂1/9就可以当干部发横财了，何乐而不为呢？

伯猫：  有了良好的教学场所，还必须有个良好的体制才能促进教育，盖学校与体制是教育事业腾飞的双翼。当时的教育体制呈啥模样？

孔子：  科举！隋代发明的科举制度被唐政府拿来发扬。从此不管你是贫下中农，抑或有过n次作案前科，只要你通过了《九经》测验、及了第，俺就给你官做——汗滴禾下土的百姓亦有机会戴乌纱？！这个消息在当时社会上引进的轰动效应，纵如美国那个变态艺人杰克逊喊爆喉咙跳断脚趾也望尘莫及。

        当时最最偶像的人有三种，曰“状元”、曰“探花”、曰“榜眼”，此三者常被路边靓女扔鲜花抛苹果，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相当于你们现在嚷着要做的“四有新人”之类的，尤其状元先生，更是担任皇帝——的女儿——的老公的最佳人选。故，每逢考试时节，众学子每人牵着一头驴，每头驴驼着净重一百千克的笔墨纸砚及大哥大、偷窥器之类的考试用品，由家乡统一向西安市进发，路上为防毛驴搅混走失，还各自在驴屁股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准考证号……李世民站在西安城楼上，看着鱼贯而入的学子不禁高呼：“啊哈！天下的知识分子都被我勾进来啦！”

伯猫：  遥想魏晋，潘安卫阶者流，因为貌若天仙兼玉树临风才被过路靓女扔鲜花抛苹果的（当然，亦有个叫左思的文豪，因长相过于谦虚，差点为靓女的石块砸扁——作者注），而今时代不同了，务必具备及第的条件方够格使异性崇拜，可见唐时的人们已通晓“书中自有颜如玉”之道。

        然而科举制度毕竟只为庶民步入政府部门架起了那么一道独木桥，聪慧的学子为了能走过独木桥，必须用整个青春乃至一生的时间来钻研《九经》套路——这样也正合皇帝先生的心意，盖聪明人将精力都投在《九经》上，必然无甚精力去思考怎样谋反啦如何干革命啦的问题，此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也！至于独木桥上挤倒摔倒了多少儒生，教育部似乎未予统计。

孔子：  科举的存在自有理在焉，否则也不可能在我泱泱中华流行了1300年之久。By the way ，科举之风还吹出中国吹到东边的鬼子岛呢！很难想象，若没有这股源自中国的科举风，他们那面“大化改新”的旗帜何以高高飘扬？

伯猫：  盛唐时的中国堪称地球老大，东方鬼子岛的“崇中媚外”也不失为救国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