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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权 发表于 2006-6-2 23:50:17 |
题记:本篇系文权先生的大专毕业报告,经生死判官——指导老师三番五次的强行装修及派先生五次三番的反装修,乃成了现今这副不三不四的模样。然猪排骨制成猪肉丸子了,猪味还是在的。
所谓义务教育,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笔者结合当前实际,谈谈个人对义务教育的理解与体会。
一、穷苦的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颁布并实施以来,国家免除了学生学费,确实减轻了家长们(尤其是农村家长)的负担,使更多孩子得到了上学机会,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这不等同于我国的义务教育完备无缺了,事实上,义务教育这艘母舰在行驶过程中,仍会撞上这样那样的冰山,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故有待后来者补愈。
漏洞1:学杂费障碍。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种种原因,义务教育未能做到“完全免费”,学费免了,学生尚须缴交一定的学杂费。在农村,一个小学生每学期要交不少于200元的学杂费,初中生则须交500元以上,再有一些巧立名目的“管理费”、“试卷费”、“借读费”、“择校费”等等,可谓雪上加霜——当前的农村,多数家庭的年收入仅2000元左右,有的竟未达千元!让这些家庭面对成百上千的学杂,岂容乐观?2001年,广东某镇中学原初一级还可招收三个班,到了初三仅够并为一班——其余学生则因交不起几百元的学杂而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
漏洞2:政府教育投入严重欠账。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听起来信誓旦旦,然现实似乎容不住誓言、反其道行之。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4%,低收入国家平均4.1%。我国于1992年制定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规定到2000年,这一比值须达4%——然而自1993年起这一比值就与年俱减:92年为2.99%,98年不足2.5%,2000年只能在天方夜潭实现4%了。
漏洞3:教育经费分配悬殊。
教育投入的严重欠账,导致教育母舰油源不足,进展缓慢,而教育经费的悬殊分配,又倍增母舰行进的阻力。教育界流传着“领导八(扒),学校二(饿)”的说法,即在教育经费开支中,公款买车、公款吃喝、外出“考察”等“领导项目”占八成,而学校办公、教职工福利、学生公益等学校项目仅占二成。公款吃喝、公款买车等以权谋私行为实际上列入了“正常办公”范畴;相反,学校正当项目建设却常被“经费紧张”的理由加以推搪。干部们声称“经济紧张”的同时,穿的是高级西服、坐的是高级轿车、出入的是高级会所、嘴里散发的是高级烟高级酒的混合味,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二、义务教育穷苦之源探索
首先我们要明确,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前面说过“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试问学费都可以免了,还哪来那么多的学杂费?我国现行的教育,挂的是“义务教育”的羊头,卖的实乃“收费教育”之狗肉!退一步说,教育阶段过高的学杂费又给民族造成极大的危害。我国农村,因负担不起每年几百元的学杂而面临辍学的比例,个别地方已达40%,甚至50%——中国大部分地区属农村,教育的重点亦在农村,农村教育毁了,则整艘教育航母必沉无疑。
自2002年以来,国家对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基本杜绝了乱收费现象,但“一费”所指的学杂费终是有增无减。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尝曰:“举办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国也应当这样做。政府要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要把这个钱摊在老百姓身上。”然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这一指标持续下降的事实表明,政府无法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故只好把“学杂费”摊在老百姓身上。君不见“希望工程”已席卷全国,其组织兼发动社会各界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献爱心,连小朋友们也将压岁钱用于“赈灾”——以其说这是一项振兴民族教育的伟大工程,倒不如说它是因义务教育无法落实而采取的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
其次,政府教育投入的严重欠账,是造成学校不得不向学生收取学杂费、用于日常办学的首要原因。
当今中国的广大乡村,尚有许多学校相当破旧,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问及学校负责人:“财政每年拨款多少?”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学校上交财政还来不及呢,哪敢奢望财政拨款?!”——某些学校之所以顶着“一费制”的危险对学生乱收费加收费,乃出于完成上交任务的考虑,否则上级来个釜底抽薪,学校这锅水怎煮得开?
想起2000年,河南某乡政府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有段话道:“现在乡镇十分困难,教师工资无力支付已达8个月之久,教职工生活难维持,更谈不上安心教学。请大家献出一片爱心,进行智力投资。经乡党委、政府研究,人大主席团通过并征求村委会意见,根据‘谁受益,谁投资’原则,决定每名学生征收100元,以解燃眉之急。”呜呼,不知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领导们有何感想?教师工资发不出,当地财政难逃其责,对此有关部门异口同声曰:经济紧张。说起经济紧张,又让我想起解放初期,刚刚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国,百废待兴,干部们出行骑自行车,住的是乡村招待所乃至民舍,比起如今的轿车、宾馆,蝌蚪撞青蛙也!当时的经济紧张更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然而正是在紧张得透不过气的当时,可有上不起学的儿童?可有学杂费压人的气势?可需什么希望工程来解救?
政府教育投入的严重欠账,使得办学条件两极分化。在我国,各省、各市县甚至各镇,都有着所谓的“重点学校”,而政府对重点学校又格外开恩,什么师资、设备、费用,首先考虑满足重点;重点学校之学杂费、教工福利又比一般学校高出好几倍,“贵族”学生、教工皆努力往重点钻,呈强校愈强、弱校愈弱之势,这与我们提倡的要“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是背道而驰的,“义务”则更无立锥之地了。君不见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岂有“重点”与“非重点”之理?
此外,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国家不得不充许并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以使学生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然而民办学校不是省油的灯,当然以盈利为目的,其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优良的师资设备。近年来,公办教师跳槽到民办学校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学生入民办学校就读,无疑须缴交数倍于公办学校的费用,家长的负担有增无减,这对义务教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再次,教育经费的悬殊分配,是导致“学杂费”废除不了、义务教育未能实现完全免费的又一“大头症”。如果说政府投入的欠账是“落井”,那么投入经费的悬殊分配则是“下石”。投入经费应如导水灌田,当务之急是先将水引至亟待浇灌的僻壤,肥田沃土或他山之地可暂缓——现实社会本末倒置,某些领导先己后人、假公济私,把钱用在不急用或不该用的地方上,该用急用之处却颗粒无收。《中华工商时报》的一幅题照报道:“西北某贫困县举行一个2万元助学款的捐赠仪式,参加者中有奥迪一部,红旗一部,桑塔纳一部,桑塔纳2000型二部,丰田巡洋舰越野车一部,日产途乐豪华越野车一部,三菱越野车一部,切诺基越野车二部——整个车队价值约300万元。”归根到底,造成教育穷苦现状的,正是经费这碗粥被腐败吃得太多,教育建设仅分得残羹,乃至学校“缺氧”,而政府“应酬”方面则严重超支。所以,政府欲振兴义务教育,当务之急必须刹住公款购车、公款吃喝等以公济私的腐败现像,否则义务教育仅是无米之炊。
总之,“义务教育”不是文字游戏,要实现完全免费的义务,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足够的投入,一手抓合法、合理地使用经费。
三、义务教育的出路
要解决问题,必须先正视问题。我们当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在我国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漏洞,实事求是兼身体力行,为义务教育开拓一条光明之路。
1、加大教育投入。
我们不妨翻翻国家统计局2001年2月28日发布的资料数据:2000年12月底,我国普通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数量分别是13013万、6256万与1259万,共计20564万人。若每生每年学杂费为1000元,则学杂费总额为2056.4亿元。而200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9404亿元,学杂费总额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56.4÷89404 = 2.3%,这相当于一个月薪千元的人,每月拿出23块钱买书——何难之有?
2、反腐倡廉,搞好廉政建设。
据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表明,上世纪95至99年间,我国平均每年有9875至12570亿元被“腐化”掉,其中公款买私车腐掉1000多亿,公款吃喝腐掉2000多亿,国家若能“节约”其中的一两项,投于办学,则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不遥远。
3、树立义务教育的典型。
由于教育经费的紧缺、拖欠,我国无法将义务教育进行到底。然而根据党和政府的作风,越是困难时期,就越要坚持奋斗。奋斗期间,必须先杀出一匹黑马,起带头示范作用,通过先“完全”带动后“完全”,最后达到共同“完全”的目的。
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就是这样一匹黑马。北京市委、市政府在2002年宣布,从9月1日起,对来自“享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60万名学生,免收学杂费,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与往不同,北京市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落实,根据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杂费标准,特地于2002下半年加投6000万的公共财政,2003年将投1.2亿——其实让每个孩子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完全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北京市每年投1.2亿用于60万学生的义务教育,当然是在财政开支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对于这一迟到的“义务”,我们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政府的惠民措施。
4、做好农村的计生工作。
人多力量大,人多负担也大。当今农村,一孩二孩的家庭并不多,三孩以上的现象非常普遍,子女的学杂费用重重压来,大大阻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农村计生工作任重而道远,务必紧抓!
5、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他山之玉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借鉴他人的优良成果,是使我们少走弯路的法宝之一。
日本,一个令我们感到若近若远的国家,在经历“二战”的洗礼后,与中国同为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何前者迅速成长为发达国家,后者却处于发展中阶段?究其因素,一是由于后者在1966至1976年的复兴期爆发了具有颠覆性质的“***”,落后了;另一原因,则由于前者高瞻远瞩,在资源缺乏、经济极困的情况下仍大力开展教育,进步了。
在日本,每到一处乡村,所见最漂亮的建筑,往往是学校。几乎所有学校都有着优良的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体育馆甚至生物园区;而教师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出发,皆具领先优势;对于学生,什么学费杂费全免,连作业本也由学校提供,不愧为“全义务”。此外,日本实行了“中小学给食制度”,即中小学生可以免费在学校享用午餐——即使在二战后特困时期亦不例外。加里宁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为了要前进,就必须有文化,我们需要文化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日本这种教育先行、人才培养优先的做法,与加里宁的观点不谋而合。
邓小平先生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科技之先决在教育,愿吾国吾民能放远目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抓紧百年大计的根本——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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