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做一个活活饿死的“爱国者”，还是一个接受敌国粮食的“亡国奴”？经过几许思量，我选择了后者。理由有：第一，我怕死。第二，一切所谓的功名、信仰都是人的“上层建筑”，基础人垮了，拿什么爱你，我的祖国？第三，爱国与爱人同，必须以对方值得爱为大前提，国家务必把它的人民当人（而不是工具），政府若不以人为本，不懂呵护百姓之道，去从事对不起百姓利益的勾当，纵如蛇蝎美人，那有啥可爱？伊拉克的萨达姆，在后方安乐窝里口口声声“伊必胜”，却让其子民成批成批地往布什炮口送，这样的国值得爱么？值得为这样的政府拼命么？反观建国后的“胡风案”、“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文革”等运动，昧良心的扶摇直上，讲真话的连连落马；人云亦云的混吃混喝，坚持主见的没吃没喝。彭德怀、马寅初、刘少奇、张志新、林昭、吴晗、老舍……这一个个站在民主与科学前沿的“反革命”，哪个好下场？

某《现代史》载，全国人口死亡率1957年为10.8‰ ，1958与1959年的分别是11.98‰ 、14.59‰ ，而1960年暴升至25.43‰ ，此大大超过了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呜呼，如此祖国还有“万岁”的必要么？我不晓得什么叫“非正常死亡”，我只知道“大跃进”的1958年，国民饿死数百万，仅南京一地就占了30多万——1937年日本政府能干的，如今中国政府也干成了！而且干得更“合法”更“漂亮”！！不愧为咱国人争了一口“气”啊！！！死亡人数同样壮观，为何前者曰“屠杀”而后者曰“非正常”？恕我浅估，前者的实施方是我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是非法入境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理所当然的“屠杀”。后者呢？实施者是我们慈祥可亲兼光芒万丈的国家头头，是有合法手续的，是不见刃血的，故曰“非正常”。总体给老派先生的感觉，前者是赤裸裸的血腥，后者则为更深层次的阴森森的恐怖。

一个国家可爱与否，不在于领袖是否长着一张无丑陋嫌疑的和善脸，也不在于领袖是否具有挥师百万的号召力，更不在于政治标语的多少，而取决于其政府能否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否杜绝拿人民长久利益来换取政府短暂骄傲的行为。上述的萨达姆政府、“文革”政府不正犯了“打肿人民充胖子”的癌症么？萨达姆政府也好，“文革”政府也罢，皆为了一“府”之私，不惜愚弄人民，利用人民力量清除“敌对”势力，可怜的敢死队们、红卫兵们、广大群众们，你们的脑袋缘何这般狂热？你们缘何充当邪恶头目的忠实走狗？你们被当猴耍了还自认受国家重视！你们以为坚决贯彻上级命令即是爱了国？家破人亡也在所不辞吗？擦亮眼睛看一看吧，指使你们行动的“神”是何其卑鄙！也许你们莫名其妙光荣断气之时，那神圣的领袖正在厅堂搂着漂亮女青年的腰大跳“忠字舞”哩！此刻，谁当你爱国？？

政府得癌，则国之将亡，非动巨型手术无力回天也。君不见伊拉克正大动干戈重组内阁乎？想咱们的“文革”政府，若不经“拨乱反正”大换血，恐“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跟“苏联”一样，万病齐发，消逝在历史长河里了——幸甚至哉，吾辈不必做亡国奴喽。故政府独裁腐败发霉之际，可行的爱国方法非一昧“忠诚”，乃是直接痛恨国家，然后将痛恨转化为摧毁旧势力的新生力量。古往今来，无论革命，不论改革，商鞅罢，孙文罢，华盛顿也罢，成功者大抵如是。遥想南宋国防副部长岳飞，奉赵构与秦桧狼狈政府的十二块催命金牌，忍痛在胜利曙光到来之时班师回朝，后果如何？不仅岳家军玩完，连南宋人民也因失去了岳家靠山而陷于水更深火更热的境地——从该角度看，岳部长忠心耿耿，大义凛然，可谓杰出的“爱国将领”，然他爱的究竟是黎民苍生，抑或赵主席秦秘书？？

斯人已去，我辈只作茶余饭后尔，你可以痛定思痛，也可以好了伤疤忘了痛，在允许讲部分真话的今天你还可大声疾呼：“那些盲从冒进的红卫兵等，见蛙就踩见树就上，表面看轰轰烈烈，实则假爱国；彭德怀等为人民利益顶歪风冒大险，坚持实事求是，方是爱国真英雄。”那么我要问：“换做是你，你爱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