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尾，又到了单位开总结大会之时，实事求是地说，会议上的什么正确指导、什么团结协作、什么取得了多大成果，这些都不重要，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奖金。盖年代不同了，“文革”时期的“人多力量大”已进化为“钱多力量大”。

行业有不同，同行业又有不同单位，同单位尚有不同工种，奖金毋须求一致，实各有千秋矣。奖金丰盛者，当然心花怒放；奖金可怜者，难免愁上心头。幸亏中华民族有着“将心比心”的优良传统，怜者问丰者奖金几何？丰者不忍教怜者难过，乃答原奖金的一半甚至更少——这与买卖衣服的原理是相通的。

时光老人身板一晃，又带走一个学期，这学期里，派先生虽没能领得“优秀园丁”奖状、没能将学生带出分数的苦海，但也算尽职了，其间还为单位干了不少“职外工作”，只是该工作有违法之嫌，不便细表，谨高度概括为“两手抓”——单位如此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提高年终利润。职外工作要求集体胆大心细团结奋战，平日里虽提心吊胆，精神紧了些，然年终奖金却凭空多出几张，何乐而不为？派先生以小人之小心度君子之大腹，估计干职外工作的，其它单位大概可能也会有。

派先生每年至少要说一句假话，表现在岁末你问及我的奖金额，明明发了一千四百个大洋，我却呜呼哀哉告你：“五百，惨！”知情人士明白，说假话一是为了不让对方患红眼病，二则为了守住单位“机密”——“假”钱者，来得窝囊也。

说假话固然窝囊，但窝囊得有“意义”，相对一些糊乱窝囊、甚至花钱买窝囊的，还是有“优越感”的。

昨夜看了个电视报道，说今年年底的旅客运输人流量近13亿人次，超过了中国人口总数。这其中不乏一些来中国观光的，也不乏一些去国外观光的，然当今中国，够条件观光的似乎不多，而拼了一年血汗、挟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附近风餐露宿、等买票、急于回家过年的打工族则目不暇接。

据我寡闻，“打工”一词仿佛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生的，夫打工者，多由家境贫寒、工作不理想而南下或东进谋生存求发展，此举同时推动了粤、浙、沪等省市前进的步伐。伊始，改革开放给沿海省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基本上满足打工者的需求。然机会这东西最易饱和，九十年代中期起，打工者的形势渐渐不妙，但人们仍一窝蜂般南下或东进，使大中城市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对打工者与城市来说是双亏的。

“剩余劳动力”即无业游民，部分游民看破凡尘，明智地打道回家；亦有部分游民看不破，继续创“业”：有非法传销的焉，有掏他人荷包的焉，有把刀架于他人头上的焉，有制售假文凭的焉，有志愿加入“黄牛党”的焉……阁下若在站前广场少了两张纸币或丢了一条项链，已不再是什么新闻。

我不禁问，打工者何以农民居多？他们为啥背井离乡打工去？在家乡若能月入两千他们还外出么？想来问题要归结为一个“穷”字。

有史以来，人类经历了好几个社会，哪个不以农民阶级为最穷？资本主义由于条件优越，设备先进，采用了机械化管理，故农民收入不菲，生活得有滋有味。反观我社会主义大国，农民们打年头耕至年尾，哪几个能突破万元收入大关？近两年公务员工资10%、20%地提上去，而农民呢，有资提否？派先生不才，每月工资尚购得三两千斤大米，而这三两千斤需一个农民洒多少血汗？国人常奉百姓为衣食父母，而这父母本身也太穷啦！——可见国人并非真正懂得孝道。

忆97年香港回归前夕，派先生收看广州版的本港台（香港的电视节目，向来要过大陆的“取舍关”，方可播放）：美利坚总统克林顿访华，首站抵西安，有天到市郊，与一老农闲聊起来，总统问其生活如何，那老农没文化，不清楚“国家尊严”重于泰山，没头没脑答曰：“苦啊，吃不饱穿不暖的……”——沙，沙，沙，吾中华百姓话正精彩，派先生耸耳欲听，怎奈屏幕突然出示“线路故障”。呜呼，故障咋来得如此“及时”？而平时口口声声宣扬民主、表示要认真倾听民声的实事求是的政府（包括广州电视台），此时忙甚？

派先生读书不多，以政治学科的成绩最差，每次试后总忘不了给政治老师送礼。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是孰非、谁必将替代谁的问题不甚清晰，也不感兴趣。然而却固执认为，不管黑社会白社会，只要能确确实实真真正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社会，即是好社会！而姓“社”姓“资”仅仅是名号，不顺耳可改一个嘛。正如你不想喊我派先生了，叫派大叔未尝不可呀。

余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大问题是：教育、人口、经济，且三大问题相互制约，形成连锁怪圈——教育落后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就差，仍以为“人多好办事”，仍紧抓时间大生特生，你生两我生三，你生三我生五；人口多起来，资源就紧缺，甚至缺得失魂落魄；试问衣食都成问题了，还谈什么上学读书受教育？

说具体点，当今的三大问题是：不能使80%以上的学生上大学（“九年义务”不过瘾，少说也得十二年）；不能把人口控制在8亿以内；不能使农民人均年收入达两万元以上。此三项得到切实解决之前，再多的会议、再多的口号都显得懦弱。

社会主义的表面文章做太多了，实际工作总跟不上。年终评优秀，评来评去都是几个工龄最老的家伙；投票选代表，选来选去离不开几个内定人选；120万的海外投资，到头来只落实了50万（余下70万用于“疏通人际”去啦）；某工程从“决定施工”到真正破土，经历了一年半载；某单位坚持政务公开，那领导在里头包了三年二奶尚无人知晓……西方诸国抨击中国“政府透明度不高”、“人权观念淡薄”，恐非无所依据吧。

对待不平不良现象，“阿Q”自古有之。昔孔子最赏识的学生颜回，赤脚破衣，风餐露宿，仍能自得其乐，哼起流浪歌；越王勾践为了复仇，尝吴王夫差的粪便也在所不辞；曹操落魄华容道，仍能大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今之国人呢？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八十余载了，时至今日，国人仍孜孜不倦地禀承“阿Q”不放，对事物空虚满足着、坚实忍受着：面对抢劫出手大方、面对领导点头哈腰、面对小成绩不思进取、面对落水者强忍不救……厉害！

岁末了，互联网上打出一道怪异的标题：“让打工者活着回家”——这同时也是笔者的最低愿望。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