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 (1608——1661)清代文满天下的逸才，能文善诗，他批注过《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左传》《国语》、《国策》等书。

金圣叹具有典型的文人特征，生活清贫，狂放不羁，文中常有“愤时傲世”之笔。

也正是因为“愤时”，使他遭受了灭顶之灾。

顺治十六年，江苏巡抚朱国治到任，苏郡大荒，人称“朱白地”。

十七年十二月，山西人任维初任吴县县令，他用残暴的手段征收钱粮，“吴县非刑，预征课税”，凡欠粮赋不赶紧交齐的，就用有裂纹、被尿水泡过的大毛竹片抽打。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伏而出，不能起立。

这是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老百姓胆战心惊，无比愤恨。就在矛盾尖锐的时刻，顺治皇帝死了。 　　 

“哀诏”二月初一到了吴县，巡抚朱国治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临。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旋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要求惩办吴县知府任维初，请他滚蛋。

“国丧”期间，正是“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的敏感时期，那么多的人齐集而来，请愿闹事，岂不令人大骇。朱国治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十一人，想以此弹压事端。

但这没能吓退苏州的读书人。金圣叹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当天晚上，热血沸腾的才子连夜草就了《十弗见》一书，痛快淋漓地揭露当政者的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圣叹等人统统被判处死刑。

金圣叹不可能不知道“抗粮哭庙”的后果，但他置生死于不顾，这正是金圣叹的本来面目，颖敏绝世，肆言无忌。

如此看，金圣叹的这种“愤时”精神远远要比他的文学成就更让人钦服，也正是因为此，金圣叹受到了后人的无比尊重。

    再反观我们现在那些日夜为诺贝尔文学奖而拼搏的文人，境况如何呢？

我们现在还能找出一个像金圣一样“愤时”的作家吗？

我们现在的大多文人，他们早已经是非文人了，他们排起了富豪榜，就连年轻的80后，他们连文学的门还没有跨进，就已经在富豪榜上做大哥好多年了。

他们的作品是什么？

他们大都是在讲那些要么离奇要么俗套的故事，离人生太远，离现实太远，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绝对不可能达到“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篇”的盛景的，大多的作品只能是从书店运到收破烂师傅的三轮车上的垃圾。

金圣叹的“愤时”是什么？是人生的骨气，是作品的精神。而现的作家们，比的只是收入，他们没有了人生的骨气和作品的精神。

文学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我们常常说，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分给中国一个了，我们的作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可作家没有了“愤时”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又怎么能有骨气屹立于世界、震撼于世界呢？

还是让我们回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因为什么获得此项殊荣的吧：

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获奖理由是——通过“敏锐而真实”的文学笔调向世人展示受压抑的历史现实。

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的获奖理由是——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2004年，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

……

从这些作家的获奖理由中，我们是不是发现了，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们的作品，都折射出了人生骨气所带来的文学精神，让人读之品之为之振奋。

能够获大奖的作品，都是一把刺向历史和现实的利剑。没有金圣叹的那种“愤时”精神，不敢接触现实，不敢揭露现实，只追求作品如何讨人喜欢，只追求作品能换多少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永远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