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念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宇の航

　　为什么我要遥念朱熔基总理？前几天在西校外与雨沧、小狼吃饭的时候谈到了朱总理。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赴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那时候年纪太小记不住什么事情？雨沧比我大几岁，经历甚广，雨沧有着人格魅力，所以他的话我也不容质疑的相信。
　　雨沧说朱总理是那种真金不怕火炼的实干家，看看朱总理的眉毛。随着时局推移，我在网络上不停的找着朱总理的价值和意义。他在政坛一股清风，他的出现，可能是体制内的异数。
　　雨沧说朱总理的反腐败。他是那种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对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因此总理他得罪了不少人。
　　引用了朱总理的话：
　　“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乾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总结一些朱总理的事迹，来怀念一下吧！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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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理朱鎔基答记者问经典回顾》

《力行反腐决心　“一口棺材留给我自己”》

　《新闻周刊》第7期刊登记者方玄昌撰写的特别报道，题为《敢言敢行朱镕基》，现摘录如下。

　　对于朱镕基，更多人感兴趣的还是他那种历经坎坷（当过21年***）却仍然“头角峥嵘、敢说敢干、清正廉洁、刚毅率直、嫉恶如仇、情烈如火”的个性。而普通老百姓所能了解的，更多的是他的强硬、幽默和正直。

　　“一口留给我自己”

　　撰写《最传奇的新总理》系列的萧政勤说，“朱镕基的性格和作风具有明显的强人特征，处理问题时特别注意运用行政手段；”“他平时待人严厉，不留情面，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粗暴，所以经常得罪人。”

　　在查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件时，朱镕基震怒下曾出此名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体现出他力行反腐败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来，恐怕还没有如此高位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狠话。

　　还有报纸叙述了另一件事。朱镕基当出任上海市长第一次召开局长会议时，一些先到的局长互相敬烟。当时流行的是一个外国名牌烟，朱镕基看到下属抽的都是外国烟，马上板起面孔：“你们一个月多少工资?怎么抽得起这种烟?”把局长们吓得面面相觑。

　　“我拉长的脸变得越来越短了”

　　任总理前，朱镕基曾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并发表压轴演讲，那种完全没有口号式语言、内容充实的讲话，还有回答提问时反应出来的幽默、稳健、开明的风采，马上赢得香港民间与传媒的一致赞赏，事后有线电视台还重播了这场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演出”。

　　朱镕基的幽默为他所特有，正如人们所评价的，“妙语连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但不矫揉造作”。朱镕基的幽默在他访美行程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访美之初，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忠告他到美国“要总是保持笑脸”。朱镕基则笑答：“这太困难了，香港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朱铁面。”后来在宴会上继续俏皮地说：“现在我拉长的脸变得越来越短了”。这话自然引起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

　　刚刚到美国时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不想来的原因是担心被美国人打得鼻青脸肿，我担心我的笑脸变成血脸。”在外国记者就中国是否窃取美国军事机密一事展开喋喋不休的提问时，朱镕基不卑不亢一针见血地指出：“请不要低估美国的保密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开发新武器的能力。”

　　“不要落身后骂名”

　　1988年8月，朱镕基在上海市与日本大阪市结为友好城市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曾写了“清正正明”四个大字，这道出了他的为官做人的基准，朱镕基确实给了人清明、廉正的印象。更晚一些，在他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说中，他又曾面对清华学子说道：“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其实，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在心底呼唤朱镕基这样的人物已经很久了。有智慧、有魄力、有经验等等这些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其他政治人物可能也都具有，但是在中国这个普遍矜持的社会，他们很希望有像朱镕基这样的品性：正直、强硬和幽默。

　　朱镕基总理十年做了多少事

　　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赴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的局面：生产衰退、人心不稳，企业间相互拖欠剧增，到处是治理整顿后的未完工程……
　　
　　１９９１年：三板斧打造金字招牌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无人敢揽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是对付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１９９２年后，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１９９３年全国物价上涨１３％，１９９４年上涨至２１．７％，为改革开放后的最高纪录，１９９５年仍高达１３％。
　　
　　朱镕基采取了逐渐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最厉害的是三招。一是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２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会议，颁布１６条，从紧缩信贷开始堵住货币进入市场的渠道。二是果断开仓放粮。１９９３、１９９４两年中央政府放出２００亿公斤国家储备粮。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的２／３，此举可以说是砸到了通货膨胀毒蛇的七寸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期间，３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到１９９５年粮食大丰收，市场上粮食开始供大于求，治理通货膨胀最艰难的阶段总算过去了。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
　　
　　这三招犀利无比，招招见血。其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到１９９６年回落至６％，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份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
　　
　　１９９８年：经济深层矛盾暴露开局不利
　　
　　但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特大洪灾，宏观软着陆所企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在１９９６年一现后便告消失。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朱镕基的面前。
　　
　　１９９８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共和国总理，举国上下无不寄予莫大希望。满怀忧患的朱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
　　
　　但偏偏开局不利，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滞后到这时来发作。春夏之交，朱镕基视察山西、内蒙古的时候，宣布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后来的正式说法则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而中国的老百姓逐渐明白，通货紧缩已取代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更凶险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打过交道的劲敌。
　　
　　连下降息令牌
　　
　　朱镕基的应对之策是改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取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政策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银行，二是要稳定经济。相比于罗斯福新政，中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显得更加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实施起来毫不动摇。
　　
　　宏观“软着陆”至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生产已恢复，老百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在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加两三千亿。但银行拿到这笔钱，贷不出去，因为前几年项目搞得太多。钱贷不出去，存款仍要付息，所以银行亏本不迭。银行亏本，其实就是财政亏本，也就是国家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１０％下降至２％左右，让银行大舒了一口气。财政政策的手段则是国家用净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银行发行国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５１００亿国债拉动工业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政府一共发行５１００亿国债，带动银行资金和其他资金配套１．５万亿，完成了２万亿的工程。这２万亿的工程包括１０万公里的公路（其中１．３万公里是高速公路），５０００公里的干线铁路，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１万公里以上。建设了９．５亿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增加了３．２亿门。
　　
　　５１００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并有利于吸引外资，从而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结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同时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增长势头。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的“九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１５００亿，２００１年更是增加近２０００亿。
　　
　　稳定农业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
　　
　　１９９５年后，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纳３５０亿公斤粮食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可是，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２５００多亿公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可以够中国人一年的产量了。在过去缺粮的时候，地都种到了山上。现在粮食过剩，政府便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粮食由政府无偿供应。
　　
　　国企三年脱困：不可能的任务？
　　
　　“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有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政府开始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计问题。一是养老金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失业保障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规定每月１５０元，高的２００元）。三是增加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到２００１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已扩大到１１２０多万人。仅中央财政当年就增加支出６２１亿元。
　　
　　与此同时，朱镕基大抓国企三年脱困的工作。这项工作几乎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到了２０００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有了很大的改观，１９９８～２０００三年期间实现净利润３９１５亿元，其中２０００年国企利润达２３９２亿元，比上年猛增１４０％！为实现国企扭亏，国家使出了债转股的“撒手锏”。至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４日，国家经贸委共审查推荐了“债转股”企业６０１户，拟转股总额４５９６亿元，其中７８户企业已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签订了“债转股”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转股额金额１１２２亿元。预计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将接受大约１．４万亿的不良资产。
　　
　　朱镕基做的大事还有许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入ＷＴＯ，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另外是防范金融风险（如处理广信事件、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强监管等），让军队、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顿市场秩序等等。朱镕基还从政治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一举撤销９个工业部门，大幅裁减分流政府冗员，实现了机构裁撤２成以上、人员裁减近半的目标，任期内机构改革没有出现过回潮。此外，朱镕基承诺的各项改革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摘自《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