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流的痕迹

——一位基层记者的心灵手记

（此文原载《记者观察》杂志 首篇，先后被人民网传媒，新华网传媒等多家报刊网站转发，引起不小的反响）

文/郭震海

记者，称之为无冕之王，头顶仿佛罩着许许多多的光环，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记者无所不能。然而，作为一名记者，除去很真实地记录社会之外，还能作什么呢？至从踏入报社到现在，我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职业，多少个夜晚，放下手中的笔，关掉台灯，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着自己曾经采访过的普通民众，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命运而挣扎，为了生存而生存着，他们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瓣用，甚至得病了无力接受治疗只能任病魔的摆布，直到痛苦地死去。不可否认社会真的在进步，但我们的老百姓毕竟还不富裕呀！椐官方统计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仍有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他们确实经不起一场意外，一次病魔的打击，作为一名基层的党报记者，每天面对苦难、痛苦、无奈在呼吁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说真的，当一名记者很容易，要想当好真的很难很难，尤其是党报记者。他在用良知和深情甚至是同情拼命呼吁外，别无所能。
　　

(一）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啊，真的不敢发病呀！一旦发病了，贫困的他们只能痛苦地任着病魔的摆布，直到痛苦地死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还击的能力，因为他们贫穷。


　　2002年12月23日上午，一位40多岁的庄稼汉子走进编辑部，第一句话就是：“记者同志！救救我的儿子吧，救救我的儿子吧！”。说着便拿出一个小本了，放到我的面前说：“记者同志，这是儿子在医院里，靠他妈妈从背后扶着，咬着牙写下的日记，你看看吧！”我接过小本子，感觉到小本子在他的手里握着，不知是滴上去的泪水，还是汗水，湿漉漉的向外散发着温度。我没有从第一页看，只是随手翻了中间一页，上面写着：“谁又曾想到，二十余日竟没有在这上面动过一笔！二十余日后的今天，我竟是一个载着面具的假人，脸上没有喜怒哀乐，它们只能藏在我的心底。在我的意识里，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一次，我是如何地留恋这个世界，我也说不清楚，但我却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如此地留恋过这个世界。我还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自己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散发出它应有的光彩，所以我不甘心！这一回能过来了吗？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还是有谁知道？暂且留下这一点痕迹吧，这是我生命的痕迹……”说真的，我当时没有再接着看下去，我想到了陆幼青的《死亡日记》，想到了死亡。我不相信这日记是出自一个在病痛中，而且是一位只有18岁小男孩之手，一种强烈的好奇促使我决定对这位小男孩进行采访。
小男孩叫王栋，出生在上党老区壶关县树掌镇神北村，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父亲王金法常年四处外出打工，母亲王学玲支撑着多病的身子，除忙完家务的空余又在一个砖厂做苦工。望子成龙的夫妇俩可以说以一种少有的信念，省吃俭用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并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把儿子送到了壶关一中读书。2002年高考前夕，历经十多年寒窗苦读的小王栋终于盼到了这最紧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父母、老师都在小王栋身上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因为小王栋在壶关一中求学六年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被公认为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谁能想到就在紧要关头，王栋突然感到自己头痛，发烧，看字出现叠影，并伴有呕吐，自认为感冒了便边吃感冒药边进行着紧张的复习。7月7日高考第一天，王栋感到极度的疲劳，但为了能走上考场，他强忍着剧痛，吃着止痛药不吭一声，在考场上，头痛一阵阵袭来，试卷是模糊的，字是重叠的，但他紧咬牙关以超常的精力坚难地完成了全部考试。回到家第二天便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走进医院。2002年7月15日被正式确认为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宛如天塌一般。白血病对于一个贫困农家来说意味着的就是不幸的天灾啊！为了给儿子化疗，父母不得不将他送进医院。在医院里，王金法夫妇轮流守护、轮流借钱，亲戚、朋友、邻居几乎该借的全借了，花了两万多元的化疗费，王栋的病情仍不见丝毫好转。
2002年8月20日，一份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飞到了王金法夫妇的手中，小王栋考上大学了！手捧通知书的王栋父母是声泪俱下啊！这是儿子十多年来寒窗苦读的有力印证呀！再说儿子从小就梦想着长大了到大西北，作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如今事已如愿却没想到会被病魔折断翅膀。王栋见到通知书后哭了，哀求着对父母说：“爸、妈，让我去上学吧，我能顶得住，我要上学呀！”可这怎样能去上学呢。为了增强自己的体质，坚强的小王栋第二天便拖着病躯去跑步，然而体弱的身躯一次又一次重重摔倒在地，但他咬着牙站起来……
相信，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孩子，所有人都会为之惋惜，为了救自己的儿子，王栋的父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特别是懂事的小王栋，采访中，尽管躺在病床上很痛苦，但眼里的泪水一直往外淌。采访结束我准备走时，小王栋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望了我一眼，吃力地喊了声：“叔叔！”那含着泪水的眼睛流露出的是一种渴望，更是一种无奈中的请求，我在安慰他的同时，再也忍不住流出了泪水，我并不记得我当天是如何走出医院的，只记得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十分单纯的目的就是救这位小男孩，因为我是一名记者。
2002年12月28日，我采写的报道《一位白血病少年的生死感悟》以“独家报道”的形式，刊发在当日的《上党晚报》上。报道发出的当天，编辑部的电话也响个不停。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爱心是永存的，人的心是友善的，但国人毕竟还不够富有，尤其是在上党老区，尽管王栋的事迹吸引了无数好心人的关心与关注，但通过近一周的捐助总共才收到了700元捐款。2003年元月2日，元旦过后第二天，天冷的很，为了唤起更多的好心人，我缩蜷在自己租住的小屋内，闭门没出，赶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后续报道：《千颗爱心救王栋》，全文刊登在2003年元月4日《上党晚报》上。接着山西《都市生活》，《山西工人报》头版头条分别发出了我的长篇通讯。然而，此时王栋的父母已经在医院里用尽了最后一元钱，不得不带着无奈，含着悲伤，领着沉病的小王栋回了乡下老家。当天，我听到这样消息之后，不由自主就哭了，因为我不甘心啊！说真心话，我并不崇高，但我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啊！我几乎是发疯似的向外打电话，与多家媒体联系，并且以一个记者的名义给王栋所考入的西南交通大学去了信。
2003年5月10日，我意外地接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的传真信件，并且给王栋捐了7000元钱。2003年5月17日，我再一次为挽救小王栋发出后续报道《西南交大：爱洒王栋》。然而就在我的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小王栋却永远地走了，他再也看不到这些好心人的来信，而且就在父母悲痛的哭声中，死在生养他的小山村，死于贫困中，年仅只有19岁，要知道他父母就他这一个儿子啊，十年寒窗苦读，全部化成了哭声，从2002年7月发病至2003年5月，小王栋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着、渴望着度过了近十个月时间，在这十个月内，我为了救这位品学兼优的学子，用尽了浑身解数，但仍未能把他留住。事后我采访他的主治医生得知，假如小王栋家要有钱，他就可以在继续接受化疗的同时，等待换骨髓，就可以保全性命，然而贫苦的家一无所有，只能无奈地选择死亡。
小王栋离去的第二天，我专门去了王栋的家，场面十分凄凉，他的母亲哭着说:“郭记者，你尽力了，我们都尽力了！”我当时听了那句话后，突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尽到了什么力，眼睁睁看着一位十分优秀的小男孩，在“不愿意离去”的呼喊声中痛苦地离去，我所尽到就是写了一篇被报社评为“甲品”的稿件吗？
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啊，真的不敢发病呀！一旦发病了，贫困的他们只能痛苦地任着病魔的摆布，直到痛苦地死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还击的能力，因为他们贫穷。我，作为一名记者，除去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外，还能做什么呢？还能做什么呢？

　　（二）这么多年在基层当记者，一些人和事就像一条快鞭始终在抽打着我，我必须去负起一个记者的责任，因为我觉得记者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更属于像王二狗这样最底层的人！


　　2002年12月3日，也就在我为小王栋奔走呼号时，接到通讯员的热线，说在山西潞城市郭家堡村有一个农民在野地里捡了一个孩子，没想到这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整整七年，老俩口为了给孩子看病，几乎倾家荡产。凭直觉，我认为故事十分感人，决定前去采访。2002年12月4日，一场小雪刚歇，天刚放晴，路面显得有点儿泥泞，我驱车赶到了潞城市郭家堡村。在村民的介绍下得知捡婴儿的人叫王二狗。当我走进那简朴的农家小院时，首先看到的是并不算大的小院子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尿布。在那间简陋的小屋里除去一台已经坏了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外，再也找不出一件值钱的物件。王二狗一见到我，听说是报社的记者，一屁股便蹲坐在破旧的沙发上，一个50多岁的大男人是失声痛哭啊！仿佛憋了整整6年的泪水就在此时此刻全涌了出来……。
原来在1997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凛冽的寒风伴着飞飞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个不停。王二狗出去办事来到通往古驿镇的“三八妇女桥边”时，发现人们围着一个弃婴。已经儿女满堂并且当了爷爷的王二狗一见到地上的弃婴，善良的他心中本能地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酸痛，急忙停下车来把孩子抱回了家，取名叫“路苦瓜”，意思是在路上检到的一个苦孩子。
善良开明的妻子并没有怨他，可没有想到的是小弃婴患有先天性疾病，而且病情在逐渐恶化，全身奇臭不用说屁股上还长着的肉瘤子越来越大，明晃晃的流着血脓，夏天满屋子是赶不走的大苍蝇，被医院确认是先天性腰脊髓脊膜膨出加之先天性小儿麻痹，几次做手术都没有痊愈，一种剧烈的臭味不散，大小便彻底失禁，下肢完全瘫痪。近50岁的王二狗为了维持家里的日常开支加班加点拼命地干着活，就这样都得借钱呀。正在上中学的小女儿有时为了替去田间劳作的母亲照顾小苦瓜几乎是经常性的误课。二儿子本来找了个很不错的对象，并且双方十分的满意，但女方来家走了一趟便中断了来往，原因很简单：没想到家里竟然有这样一个臭味呛人的小孩。无奈之下只好从头再找。艰难中二儿子典了礼，小女儿初中毕业后便再也无钱去上高中，只好回家帮父母干活。也可以说为了这个小弃婴，一家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2000年初，小苦瓜突然病情再次恶化，血水伴着脓水顺着脊椎往外流，由于是先天性疾病，许多医院都无奈地摇摇头，表示无力救助。当时王二狗夫妇是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打听，最后在报上获悉河北邯郸一家部队医院可以治疗此病。夫妇俩便拿着报上公布的地址草草收拾了一下，连夜抱着苦瓜赶往邯郸市。当时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红红的灯笼映红了半边天，在普天同庆元宵佳节之时，王二狗完全靠借债再次将小苦瓜推进了手术室。术后整整在邯郸住院一个月。我去采访时，王二狗的妻子说：“有的人来家里嫌苦瓜臭哩，我就说了谁嫌苦瓜臭就是嫌俺臭哩，看不起苦瓜就等于看不起俺”。那种善良那种执着深深的感到了我。
　　2003年12月7日，《上党晚报》发出了我采写通讯《不是亲生胜亲生，“小苦瓜”演绎人间真情》。也可以说从通讯发出之后，我就在企待，期待一些好心的人士能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平静得很，竟然会没有一个电话。当时我每天都吃不下饭，我为王二狗这位善良的农民着急，更为小苦瓜的命运担忧，但又无可奈何 。接着山西《都市生活》发出通讯《善良夫妻七年血泪育苦瓜》。紧接着2003年3月28日《山西日报》B版头版整版发出通讯《善良夫妻七年血泪育苦瓜》。在此，我应该感谢《山西日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涉及到基层老百姓的稿件，报社总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如我采写的通讯《好心人你在哪里？》、《祖孙三代“愚公梦”》等等，几乎都是整版的篇幅。然而就在稿件发出后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让我大吃一惊：王二狗死了，是突然病死的。当我听到这消息后，惊呆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就是事实，未来小苦瓜的命运会如何呢？我无法预测，想一想这就是人啊！我真的无法再去面对小苦瓜，假如我能为苦瓜通过媒体找一个好的归宿，或者帮他治好了病，我也许会感到欣慰甚至快乐，但我没有做到啊......（泪）
王二狗永远去了，那段日子我接连的失眠，说实话他善良博大的胸怀让我敬佩，在他身上很完整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果说我为他的善良而落泪，我更为他的坚强而感动。这么多年在基层当记者，一些象王二狗这样的人和事就像一条快鞭始终在抽打着我，我必须去负起一个记者的责任，因为我觉得记者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更属于像王二狗这样最底层的人！

（三）通过对底层人的采访，我总觉得我们所倡导的要相互关爱、学会奉献等优良传统正在一点点地消失，人们的同情心正在整体走向麻木，这是我最担心的，也很害怕……


　　
　一个9岁痛失双亲的孤儿，只有一个念头：想上学。年迈的爷爷奶奶为供孙儿上学，早已债务缠身，更意想不到的是在孙儿高考前夕爷爷含泪离世，破旧的土窑洞中只剩下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小孤儿的命运更加坷坎，但年迈的奶奶为供孙儿念书，意志依然坚定。
这位小孤儿名叫侯江波，家住上党老区壶关县东井岭乡南行头村，原本是个很幸福的一家人，父亲侯建平，母亲郭忠林，就像生息在上党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的农人们一样，小俩口日升而做、日落而息，除津津乐道地种着几亩责任田以外，夫妻俩又经营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农忙务农，农闲时走村窜户做点小生意。然而谁能想到就在儿子侯江波上到小学三年级，女儿活蹦乱跳会喊：“爸爸”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夫妻俩撇下一儿一女双双遇难身亡，仿佛一夜之间，一对儿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不幸的灾难发生在1993年4月13日，当天正是村里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一大早起来，侯江波的父母便发动机动三轮车拉着三岁的小女儿，高高兴兴去邻村接她的姥姥和外公来村里赶会，谁知刚到半道，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为躲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车，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车全部坠落沟中，侯江波的母亲当即身亡，父亲重伤，妹妹轻伤。父亲被送往市里的医院后，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随即离世，一切就是这样的突然，仿佛就在一瞬间，几个小时前还说说笑笑的父母，突然间便双双离他而去，留下的只是9岁的小江波。“爸爸、妈妈”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
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莫过于自幼痛失双亲啊！父母死后，妹妹伤好由姑姑收养，小江波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小兄妹俩本来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到了该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乐趣之时，就在这一瞬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喜欢读书，追求上进的小江波，痛失双亲之后变得更加发奋，但年迈的爷爷奶奶除勉强种着几亩薄地收点粮食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为了供小江波上学，爷爷就给叔叔和姑姑下任务，每年每户交二百元，但一个叔叔、二个姑姑也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着勉强度日，“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江波的亲戚一个比一个不幸呀？”采访当天他的奶奶哭着说。
原来他有二个姑姑，大姑姑嫁在离村不远的大坪上村，谁想他的姑夫在煤矿下窑时不幸伤残，一只眼睛永远失明。小姑姑在路上走着好好的，后面路边停着一辆机动车，本来车停着里面也没有司机，谁能想到它怎能自动溜起来呢？结果他的小姑姑躲闪不及，一条腿当场骨折，成了永远的残疾，嫁到了邻村，小姑夫又是个哑巴，一个叔叔在外拼命打工，但儿女都还小，正是艰难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幸的一家人。
　对于小江波来说，十余年寒窗苦读的他能买一整盒的订书针都是一个十分奢侈的念头。2000年中考结束后，小江波苦苦哀求着爷爷奶奶又要上高中。2000年7月19日夜，爷爷奶奶一夜未曾合眼，关于让江波上学还是不上，二位老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豁出老命也要供他上学。第二天7月20日，奶奶一大早便给江波煮了几个鸡蛋，爷爷挨门逐户借了一个上午才借来70元钱，小江波就背着几个鸡蛋，手中攥着70元钱被爷爷送到了壶关一中。不幸的是小江波的爷爷随即去世。假如我们不去现场，真的无法去想象一个小男孩无钱去上学，跪在死去父亲的坟前嚎啕大哭的情景。感动、同情、泪水我采写的通讯《苦命娃，白发奶奶举债供你上学堂》发出后，确实有不少帮助者，并且当面对小江波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一定资助你上大学。当时小江波感动得泪流满面，那期间我曾经写了３次后续报道。然而去年小江波的奶奶为了撑起整个家，累死在田间，随之小江波就失学了，成了真正的无依无靠，他在奶奶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后，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我听说后，去了几次都没有将他联系到。一个小男孩就这样被我眼睁睁看着失学了，我无能为力。
说实话，有时候我十分的苦恼，甚至迷茫，苦恼的是来自社会的冷漠总想锥子般剜着我的心，在采访中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十分坚强也很想上学，稿件发出后，一些企业和我联系说，我支持一下这个孤儿，你给我发一个大版面的后续报道。说真心话，出于弘扬新风的角度，我是会发后续报道的，但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们的目的本身就不纯，是为了借孤儿来炒作自己，把孤儿当成了“道具”。再比如我报道的小江波， 《白发奶奶举债供孙上学堂》发出后，帮助者不少，并且有的当面对小江波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一定资助你上大学。当时小江波感动得泪流满面。然而去年小江波的奶奶累死在田间，随之小江波失学了，成了真正的无依无靠，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一些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和单位就象断线的风筝一样无声无息，从报道发出到最后，小江波得到的捐助总共只有500元钱和几个书包及几身别人不穿了的旧衣裳。说心里话，我觉得一名记者，无论见多久的苦难，他的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都不会因见多而麻木或者说丧失，要说麻木，那是来自外界。社会责任感、同情心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具备的。然而这么多年对底层人的采访，我总觉得我们所倡导的要相互关爱、学会奉献等优良传统正在一点点地消失，人们的同情心正在整体走向麻木，这是我最担心的，也很害怕……。
记得一位同行说过的一句话：“为了每一位农民都微笑，是我们基层一个党报记者永恒的追求”，有时我不知为什么感到这句话很可笑，但又笑不出来，眼里痒痒的却涌不出泪，面对太多的贫困，每天走在最基层，这仅仅是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有时我很恨我自己，恨自己当初原本不应该选择记者这个行当，我似乎变得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任何数据，如一串串闪着 光的人均纯收入，我相信流着泪的父老乡亲，相信至今在痛苦中挣扎着的普通农人。记得前不久，接受《青年记者》杂志采访时，该刊问：“你认为，做一个有良心的，有责任感的记者，应该保持怎样的状态？你能做到吗？能坚持多久？”我的回得是 记者首先需要良好的心态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次要理解苦难，懂得同情，有一颗火热的关注民生，热爱底层人的心，当然 所处的环境十分重要。我记得我16岁那年，写过一首在全国获奖的诗歌，题目叫《一粒玉米的生存与死亡》，其中有这样两句:“假如将一粒种子放进温暖的土壤/它能长成一株庄稼/假如将一粒玉米种子放在青石板上/它就会慢慢死亡/ ......”我相信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如何发达，报业如何改革，版面如何变化，记者始终离不开群众，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永远不能没有，因为记者属于人民，今天是，永远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