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飞涨，惊动中央。为鼓励多养猪，增加生猪市场供应量，有关方面决定按母猪存栏数给予养殖户每头50元的补助。金额虽不多，但对于“分毫皆辛苦”的农民而言已足以珍惜。于是，据悉，前段时间大量死于“高热病”的母猪纷纷复活，都站在统计报表上静候领取一次性50元的“户口津贴”。

不禁据此遐想：抛开政策执行中的“跑冒滴漏”不谈，设若有经济学家根据补助资金发放登记表上的存栏数估测市场供应量，得出的结论将是：一，供应充足，肉价回落指日可待；二，供应充足，肉价之涨必定另有原因。由此开出的处方又将大不相同。一张基于错误诊断而开出的处方，会是什么疗效呢？

变数总在理论之外。坐而论道，常常只能得出可笑而不可靠的结论。

由此，想起了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例子。

                         （一）

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中借“乡下姑姑”之口提到过这么一个故事：第一年，猪价较高，“姑姑”家养了三头猪，年底卖猪所得恰好够支付日常生活需要；第二年，猪价下跌，由于没有别的挣钱之道，而日子还得过，各项开支还得支付，“姑姑”只好多养了两头猪，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出售，勉强维持了上一年的货币收入总值。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卢周来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原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则会减少供给。但我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三头猪，增加养到五头。”
    无独有偶，在非洲撒哈拉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当地人唯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唯一可以交换货币的也是羊。于是，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或者哪一年的羊最不值钱，当地人养羊的头数就越多。

如果拘泥于“价格与供求”定理，猪（羊）价低时，养殖户应该纷纷减少而不是增加养殖数量。为何“姑姑”们会有完全相反的选择呢？人们由此发现，原来，价格供求定理是有前提的，只有当“不养”或“少养”不会危及养殖户的基本生活水准时，他们才有可能选择市场价格高的品种来组织扩大再生产。而这一点，经济学典籍中似乎并未提及。

贫穷，为经济规律添加了新的注脚。

                       (二)

同样地，在这个不平静的“金猪年”，猪肉价格一路高歌猛进，短短数月间，每500克售价创下了从6元飚飞到14元甚至更高的历史记录。按理说，面对一路走高的猪市行情，养殖户应该纷纷扩大规模多养猪，其结果是，第一，咱们市民上街买肉大可不必担心买回母猪肉——因为只有猪价大跌的情形下才会有大量母猪被送入屠刀下；第二，随着生猪养殖数的大量增加，供大于求的降价时分很快就可来临。然而，眼下的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时至8月份，全国猪肉批发均价同比依然上涨86.5%，环比上涨6.8%。

面对如此诱人的高价，为何农民补种猪和母猪的积极性却并不高呢？一是受去年的低价及疫病打击，生猪货源不足，而农户补栏又需要一定的周期。二是饲料涨价、仔猪涨价导致饲养成本上升。目前仔猪价格接近于过去的成品猪，换言之，现在买一头仔猪所花的钱，放在过去能买一头肥猪。三是“高热病（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打击。截至8月22日，全国共有发病省份26个，病猪25．7万头，病死6．8万头，扑杀17．5万头。很多农民担心花了高价买了种猪和母猪之后会得病死掉，因此养殖积极性不高。四是尽管消费者为猪肉付出了二倍于去年的价，可养殖户受益不多。据湖北统计局城调队调查，涨价中获益最多的是屠宰户，其次为零售商，获益最少的是养殖户——每出栏一头猪，以饲养期173天算，平均每日盈利仅2.43元。若考虑养殖中的疫病风险及未来市场风险，吸引力更要低到尘埃里去。

因此，当我看到一些网站文章声称“肉价高涨，明天我也养猪去”，说抢银行怕坐牢、炒股怕黑色星期三、做生意怕破产，今年还是养猪最可靠，云云，我便禁不住为这种简洁的思维而微笑。

                     （三）

从去年开始，国家实行粮农直补政策。顾名思义，制定此政策的本意，是为了鼓励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总量。执行中，允许的补贴方式主要有4种——按农业计税面积补贴、按计税常产补贴、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按种粮农民出售的商品粮食补贴。

去年曾经与财政局经办人员合作填过相关调查表，但细节却不甚了了。直到前些天，看到一位同事借下乡之机回老家替其老父老母领种粮直补，才真正明白了本地执行的是以计税面积为依据，每亩一律补助37.5元。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有些村按要求全村统一规划种烤烟，几乎见不到粮食作物的影子，可所得的“种粮直补”金额却与那些粮食基地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有些“种粮直补”不可避免地发给了烤烟专业村。

当然，一项政策，真正执行起来千头万绪，为了便于统一标准，以计税面积为依据发放直补，既可减少工作费用、降低落实成本，又可避免农户的争议，因此全国许多地方均如此操作。然而，回头再看这项政策的激励效果，反而极有可能偏离其初始目的，更多地变为象征意义了。

当细节进入议事日程，人们就会品尝到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

                      （四）

Z局、F局先后电令各局派人前来取文件。各局不服：彼此同级，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你自己是发文机关，为何不按惯例将文件送达各单位或置于政府大院内各单位文件箱里？对方答：那么多单位都派人上门来取了，你们为什么不能上来领取？官僚主义！

旁观者笑：你们以为自己真的和它同级？Z局是新书记上任后亲自增设的机构，属于亲生子；F局是新书记昔日的老根据地，是他的嫡系。你们呢？……

一帮书呆子只知道同为政府成员单位、无高下之别，只知道行文规矩中同级不能发文、不能指令，却连牛气从何而来、平等从何而来都不懂。难怪，你还来不及说它官僚主义，它已经先将这顶帽子奉送给你了。

不详尽考量各种变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结果就是：世间多了无数理论的巨人、实践的矮子，还多了许多未必管用的“措施”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