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了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病了

    进入90年代飞速增长，1990年达700多亿元，2000年达4764亿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达到5.7%。中国人民的健康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九十年代始，我国法定报道传染病发病率回升。据估计后20年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其中将近10%的人会发病。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病毒性肝炎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高居世界第一,已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死灰复燃。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送走的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流行县有增无减。其它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自杀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等。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排序，中国在144位。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 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占60.6%，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没有承担起来。传染病、流行病世界各国都是由政府承担起防疫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向“重医疗”，从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卫生防疫体系不堪一击，预防和控制大规模疫情的能力急剧下降。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倒数第四位。1998年城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10.7元；前者是后者的13倍。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完全靠自费。90年代初，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到2000年中国将全面改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各地合作医疗试点大部分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意承担农民医疗保障责任，坚持“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两级财政是吃饭财政，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农民肩上。所以，虽然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得到恢复，覆盖率在农村始终低10%的水准。换句话说，87.32%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以2001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96.61元，城镇居民为343.3元，两者相差3.55倍。

    将政府预算卫生拨款、医疗保障和个人医疗保健支出三方面的差距加在一起，便是城乡之间卫生费用的差距。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总费用。80年代后，大批专业医疗人员返城，乡镇卫生院人才大量流失。农村好的卫生院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西部的卫生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不少地方以改革名义将乡镇卫生院租赁、甚至拍卖给个人。病人少导致卫生院收入少，收入少导致服务水平低，服务水平低导致病人更少。农村大多数居民最经常利用的村卫生室因为集体经济崩溃处于瘫痪状态，乡村医生数量和卫生员数量不足当年零头，农村接生员的数量也下降了一半，而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健康方面的城乡差距反而扩大。农村孕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从1957年到1980年，农村人口死亡率下降幅度明显快于城镇，使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但1980年以后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城镇人有所下降。人均期望寿命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城镇居民75.21岁，农村居民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实行所谓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少医生变成了药厂的掮客，想方设法向患者兜售不必要的药物。

    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造成医疗费用的快速攀升，涨幅远远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在1989－2001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44%，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只有393%，而同一时期诊疗费和住院费分别增长965%和998%。农民医疗费用增幅大大超过城市居民。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1998年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诊。在医疗体制上，所有21个发达国家里，只有美国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份额低于50%，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发达，但我们的医疗费大幅攀升。（主要参考文献：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