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巨变后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陷断炊绝境。于是卡斯特罗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从此，古巴一年不如一年，哈瓦那的街景说明了一切：卡车头、巴士身组成的“瓜瓜”车，叹息着行驶在哈瓦那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就是这种公交车，市民们也往往需要花上五六个小时的耐心等候，才赶得上一辆，乘着去上下班。坐着“瓜瓜”你可以看到，沿街的房屋残破不堪；环卫车因没汽油而停开，使得街道垃圾处处，脏水横流，恶臭阵阵。

对于月工资人均13美元的古巴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困窘无望的日子。就连粮食的限量配给，也已是极限了：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糖3公斤；食油250克（半年也难发一次）；布料无货；面包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还小）；鸡蛋一星期三个（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货）；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半年十个月。说到市场，也只有唐人街上有点番茄、包心菜、葱、土豆、大豆，仅此四种，水果则只有橘子。而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再就是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任何吃的。

古巴就这样被无情地定格了，定格在1991年。若干年后，当国外游客带着好奇心来到古巴时，发现古巴简直就是一个活的物质文明博物馆。哈瓦那街上跑的是1951年出厂的福特车；家庭主妇手中用的是50年前的熨斗；印刷厂用的是100年前的印模……惟一常写常新的是街头墙上喊了40年的标语口号：“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灭亡。”只不过这条标语的第一个字，大都被人用颜料给涂掉罢了。尽管古巴人坚信，每四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但此类“反动举动”还是没有减少的迹象。

对于“非常时期”里的一切困境，卡斯特罗做了总结，他说：这全是让美国人给害的（美国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已达40多年之久）！因此，卡斯特罗要领导古巴人民不断的进行革命。在哈瓦那，可以缺衣少食，但不能没有革命。这里有无数的革命博物馆（其一就藏有卡斯特罗搞武装革命时抢滩用过的“老奶奶号”快艇，由卫兵日夜守护），有无数的革命先烈石膏像，有无数的革命书籍、有无数的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在哈瓦那街头，书摊上也是清一色的革命书籍：“古巴革命，古巴历代革命。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这个城市，除了革命，一无所有。”（《龙应台作品精选》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就这样，卡斯特罗仍不断的告诫他的人民：古巴之外到处是敌人，尤其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就来奴役你。似乎古巴人并不怕美国人的奴役，甚至等不到美国人来奴役，就纷纷将自制的木盆抛向佛罗里达海峡，冒死渡海去美国，主动接受人家的“奴役”。最突出的是1994年夏天，成千上万的饥饿中的古巴人坐上木盆向美国方向渡去，就在这一年，有不计其数的古巴人葬身大海。但这并没挫伤古巴人偷渡美国的勇气，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要冒葬身大海之险逃离古巴。

在哈瓦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要我能走我也走。”古巴男孩埃连的养父和生母，就是在这句话的实践中，于2000年葬身佛罗里达海峡的，所幸的是，埃连在美国海域获救，但也因此，在美古之间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埃连案”。在美国，埃连回不回古巴，怎么回，何时回，全得由法律说了算；在古巴，什么都不用说，这是政治。因此，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卡斯特罗常常带领数十万群众上街游行，抗议美国“扣压”埃连。后来，美国方面通过复杂的司法程序，判埃连回古巴。埃连在美国的亲戚不同意这一判决，拒绝交出小埃连，最终还是美国警察把埃连从其亲戚手中偷偷抢出来，这一镜头我们都是看到了的。对于美国，这是埃连个案；对于古巴，这是政治，是革命。埃连回到古巴，自然是卡斯特罗伟大革命中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但谁能说，古巴人从此就不再坐着木盆去美国了呢？

这总会使人想起柏林墙的“缘起”。“1945-1961年间，有300万东德人移居西德，这种逃亡是东德政权无法容忍的。1961年8月，在警察的保护下，泥瓦工们砌成了43公里长的第一段墙基石，在柏林中心降下了铁幕。”（《欧洲史》，海南出版社）不由感慨：感情那时的东德人在选择生存问题上就不糊涂。那么，坐着木盆冒死渡海去美国的古巴人糊涂不糊涂呢？这也难说。至少，万众共同选择的一个目标，虽不可武断为好，但也不可轻易断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