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d22cn先生：
您好！读了您的《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之一）一文后，认为您的“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的论点有违实际。
国家，是一个很神圣的名词，往往给人一种崇高的意识感；其实，这是把国家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古今中外多少帝王将相假汝以名而行罪恶！只要我们略微动脑想一想，无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国家，都必然由组成它的政府来执行权力；而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因此，国家的性质就是组成它的政府的官员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追求权力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享受（所以，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的腐败！），从而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必然如人的本性。
历史证明，组成任何政府的官员与政府所管理的民众势必形成对立的两极；这是因为，（1）政府官员不事工、农业的直接生产劳动，其俸禄和管理费用必须靠来自民间的各种税收；（2）权力具有扩张性、贪欲性、腐败性，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的天平必然倾向权力；（3）因为权力具有以上三性，握有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必然结成官官相护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绝对权力的必然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所以，民主是制衡权力的法宝）；（4）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其国民生产总值（GDP）具有一定的量，当社会财富分配的天平倾向权力时，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必然失去自己的应有所得！这是任何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源！
我认为，只有依据这个思路去认识国家，才能解释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为何能享受荣华富贵、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为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其一生辛劳而穷困聊倒；为何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以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巧立名目，搜刮民财，几乎达到无孔不入，巧取豪夺的地步。
刻一枚公章，一般只需二三十元；可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国盾公司刻章中心却要160—190元。而且不管你有用与否，必须得刻一套，全套要价996元。这还不算，还得必须再买一套价值246元的印泥和印台。该刻章中心为啥敢这样狠宰顾客？因为该市公安局指令单位、团体、企业必须到他那去刻。该市公安局为啥要给他垄断权？答案不言自明（《报刊文摘》2003、10、24）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镇政府见本镇村民陈加保自海外打工归来有油水可图，竟明目张胆上门勒索，强行罚款。先是牵牛，后扣摩托车，再次拿着陈家的全部钥匙来到陈家搜查，开走四万元新买的农用车。并且不给打收据（《中国青年报》2003、8、6）。
湖北省大悟县法院为完成经济创收的任务，竟假造案件，强行收押无辜百姓，不取证不审判就为要钱，给十万元就放人（《央视焦点》2004、1、31）。
姜彩熠从部队转业后，2000年6月在沈阳市与几位亲属办起了金丰超市。在不到三年的经营过程中，先后有十几家行政机关的五百多次上门执法检查。面对一张张“理不直，气壮”的罚单，姜彩熠只好走上用法律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进行抗争的历程。（《南风窗》2003年第7期（上）第38页）
建国之初，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自50年代利用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人为制造“剪刀差”，使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和市民的腰包。据统计，从“一五”计划到国家工业化第一阶段结束（1953——1989年），国家通过“剪刀差”共从农民手中拿走工业化资金七千亿元，占农民创造价值的１/５。进入９０年代，这种“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每年绝对额都在１千亿元以上（２００２年１期《南风窗》４３页）。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通过低价从农民那里征地，然后高价出售，“每年全国被征地农民相当于放弃了至少不少于三十万亿土地财产权，即‘剪刀差’。”（《报刊文摘》2006年6月28日2版《国土部调研征地改革》）
相对改革开放以前来说，国家现在已富有多了。但是老百姓并没有随之相应的富有。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说，按照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年人均收入637到832元之间《中国妇女报》2005、1、18），刚刚越过温饱线的贫困群体，稍有变故即易反贫。如2003年，有1460万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但又有1540万人返贫。2004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人，还有4977万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7600万人。（《求是》2005年第18期）
观察家们说，在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2006年2月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另据资料统计，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达50%。（《大河报》2006、2、7）
2003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82.60元；然而，据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调查显示，有近六层的居民收入在全市平均线以下。（《中国信息报》2004.2.6）北京市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额由2003年的3.4：1.扩大到4.0：1。2005年5月底，北京市失业人员达8万余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67%，首次突破1.5%，为近十年来最高。（《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17）
在北京有364.9万暂住人口，较低层次的流动人口多落脚在廉价的违章建筑，这些流动人口又催生了一个适应他们经济状况的自我维持的低层次生存圈，初步具备了印度及部份拉美国家多年来十分头痛的寄生于城市的“贫民窟”特征。（《21世纪经济报导》2006.1.17）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华夏时报》2005.8.19）
在陕西、贵州还有极度贫困村；吃饭难，行路难，结婚难！人均三分耕地，2005年人均年收入只有260元，人均口粮120斤。（《报刊文摘》2006.6.26.1版）
那么谁富了呢！中国的贪官及其子女富了！我手头有一资料可从侧面窥其一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们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两种价格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就高达四千亿元左右，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式‘寻租者’手中。”（王亚平《贪官灰色收入》第6页）有两位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认为，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到40%之间。这样的计算或许有一些夸张，但在腐败案件中，官员们的财富动辄百万、千万却是事实（《报刊文摘》2004.12.17）。
中国的官员政府富了！
全国现有公车四百万辆，每年耗资三千——四千亿元，但真正用于公务仅占1/3；一个政府机关人员平均耗电是一个普通居民的19倍；政府机关单位建筑面积的耗能，是世界头号耗能大国美国1999年平均水平的133%；全国每年公款吃喝两千多亿元，其中一千多亿元被吃掉，另一千多亿元被浪费掉！（摘自《报刊文摘》2006年6月28日1版）
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六千亿元，占国民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
中国的GDP增速目前虽是发达国家的几倍，但工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增幅。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约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从1978年到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已近三十年，但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14日）
中国目前贫富已极端悬殊，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国家富有与百姓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国家富了，不等于国家强了；国家富了，也不等于老百姓就富了；更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能真正解决了；《嘹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刊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的文章说，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中央机构广泛存在借法律规章来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现像），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部门利益国家化。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比较严重的国家化倾向。），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与政治风险。（《报刊文摘》2006年10月13日1版《应警惕部门利益膨胀》）（自1994年分税改革制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权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20%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份公共事务的支出。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05年，中央预算编入地方预算有3444.27亿元，约占中央实际转移支付7733.65亿元的44.5%；也就是说，在全国三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中央各部委占了一半以上，而用于转移支付的不到这一半的一半，也就是不到总额的25%。有学者指出，中央给地方多少，为什么要给，按照什么比例，考虑哪些因素，外人一概不清楚。这也是各级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从1991年的186家增到现在的5000余家的原因之一。《杂文报》2006年9月15日《解剖“跑步钱进”》童大焕/文）
“1995年以后，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向政府倾斜，。从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看，1998年，居民和政府的收入分配比重分别是68．6%和17．5%，到2003年变成了61．8%和23．1%，其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6．8个百分点，政府的比重上升了5．6个百分点。社会财富过度向政府倾斜，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国富与民富不均衡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学习月刊》2006年第12期上《“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亟需调整》何帆 李强/文）
我从上学时起，受的贯输便是“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以“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比喻来论证其重要性；十年***中流行“国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个人再大的事也是小事”的口号；总之，那时主张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必须抛弃个人利益，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长大了，慢慢的才懂得，国家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组成，没有众多的个人便没有国家。“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的。这正如国家要永远去适应正义，正义却不能适应国家一样。倘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变成惟命是从的工具，所有的价值就全乱套了。国家必须平等的尊重、保护个人的权力，不能以国家的名义、社会福利为由侵犯人权。尤其对那些善用"祖国名义高于一切"，把手段判为最高目的的国家，人民有理由质问：如果祖国不义，被坏人篡权，难道我们也跟着不义吗？国家的权力与使命，必须是而且只能是第一保护人民，第二协调内部成员。国家制度的伟大艺术，在善于将个人的力，转换成社会的力；将个人的原始冲动，转变成后天的创造冲动，以节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摘自《随笔》2001年2期王英琦的《人死了--20世纪的突出问题》）
我的以上评论乃一孔之见，欢迎您及其它网友批评指教！
陆英民
2006年9月10日23：16时一稿
2007年3月04日22：16时二稿
以下链接judd22cn先生的
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一）
作者：judd22cn (2006-08-24 12:14:09)
——我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及回答部分文友的问题
序
许多人可能一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我要高喊什么口号，要说什么不着边际没有用的，或者正确的废话。我绝无此意，我只是想告诉所有的国人，从1949年至今尽近50多年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现在许多人都对国家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和见解，有的甚至非常的尖刻和激进。不可否认，是有许多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作为自认在知识水平线以上的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有执政党地位稳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国家长治久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自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个人觉得我们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定，我们老百姓不是希望过太平日子吗？
可是许多人，都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是无病呻吟，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了今天这样的生活，有多少革命先烈付出了青春和生命。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先辈无法想象的。难道，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不应该是让生活过的更好，让国家更加清平吗？
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些问题的个人看法。
关于腐败问题
毫无疑问的，腐败的问题是谈的最多的。老百姓都恨腐败，都盼望有清官，就象从前的包青天一样，而有些人则持彻底失望的态度，认为没有好官，所有的都是贪官。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多民主啊，他们腐败就少。纵观历史，腐败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存在，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局面都会出现腐败的问题，可以说腐败问题是权利的一个必然的产物。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腐败的问题，是制度和法律的问题。
首先，权利的集中必然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关于监察权和行政权分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限制行政权利的过分集中。我不赞同行政权内部监督，这样的监督是不彻底的。只有监察权独立行使，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行政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监督。其次，是法律问题。现在不常有句话说钻法律空子吗。我们的立法不够健全，让许多人乘机获得许多非法收入。而这些人还理直气壮的说自己的收入合法。但是，法律决非一天就可以健全的。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治理腐败问题，必须在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另外，在对公务员的任用上，我们的考试制度还是不够合理，应该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来进行。要在源头上，彻底让那些跑官要官的人绝望。在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问题上，尤其是那些地方的父母官，中央在考察上应该有新的举措。我们对于民意调查用的实在太少了，在这方面中央应该通过媒体，征求广大普通群众的意见。（当然，要说明这个方法运用要注意，否则有可能被人利用）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政绩而不是所谓的政绩。要用科学的方法，评估领导实际的政绩，这个方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广泛的运用。
在对于领导干部任用上，我想还应该彻底打破官本位的思想。让政府的官员们明白，在位不谋其政就要没有饭碗。必须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要让那些被撤职的官员恢复平民身份，让他们知道做不好就要回家，别指望国家还要养你这个庸才一辈子。要让他有后顾之忧，否则那些不作为的官员还是会继续平庸下去的。不要在这里做官不行了，又换地方。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他们会觉得我永远是官。我们的国家要发展，我们的政府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坐在位置上不作为的的懒汉。这样的人，是国蠹。
关于教育问题
教育才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这是国家将来能够富强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却被一些其实并不是紧迫的问题掩盖了。我们要的想的长远，现在的问题决非发展经济就可以立于不败。世界是面向未来的，我们也要面对未来。我们所有的一切发展都要靠人，人要靠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话应该提出来了，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现在不抓教育，我们永远也只能这样落后下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其他国家。看看那些先进的国家，哪个不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啊！每每谈到这个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着急。真的。我们的教育真的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了。而我们的教育部的衮衮诸公，不知道他们对教育改革是怎么想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道德水准的，能接受多元文化的，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对于高等教育，已经不是有多少大学生的问题了，而是他们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敢于自己创新的精神，他们有没有为国家负责的勇气。如果，只是为了考上所谓的名牌，为了将来有份好工作，我想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我们培养的不是光想自己的自私的有知识的惟利是图的家伙。
另外，对于地域差别的问题。我觉得也不能接受，都是一样的孩子，为什么山里的孩子就不能接受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就只能在破烂不堪的教室里是上课？为什么他们就只能由那些民办教师上课？为什么他们上北大、清华就要比北京的学生分数高呢？我觉得我们该学学日本，日本对于教育投入非常大，而且越是边远的地方投入越大，设施越好，教师的工资和师资配备的越好，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放下那些城里的小学的豪华建设，把钱投向农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下都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师范毕业生不能去边远的地方呢？为什么在城里的那些所谓的高级教师不能到乡下去支援一下呢？
我想把我的为什么都回答了，中国的初级教育也就解决好了。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经济为目的，而不是以学术创新为目的的，不是以培养真正的人才为目的。我举研究生的例子吧，因为这个问题上我感受颇多的。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都是什么样子，先学英语，然后忙着找工作，最后半年准备论文，请问诸位这样是搞学术吗？这样是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吗？研究生是教育的精英阶段，不搞学术搞什么呢？象现在这样的凑合，能培养什么人才。我们上研究生是为了什么，比如上哲学的研究生就是为了在哲学上能多学习新东西，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有新的观点和见解，可是拿英语卡这些人不是无聊吗？要是都学的那么好，还要专业的英语人才有什么用呢？拿一个样的模子去卡，招来的研究生是什么样子，大家应该知道。我认为，研究生就应该是导师制度，就应该招那些真正在专业上有成就的人，而不是拿个破英语天天奉为至上的原则，实在是无聊。
最后，我想用陶行知先生的话，来解读我们应该本着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真心的希望，快点抓抓我们的教育吧。
（还有关于军事、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的，未完待续）
摘自——子归原创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