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是鼓吹无政府主义，更不是鼓吹随便杀人放火、拦路抢劫；自由是啥？

    “自由是双重的：既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改变对象世界，使之不对人构成障碍、危险、威胁、而成为人的归宿和家园，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成为另一个‘我’、客体化的‘我’；又是人根据对象世界的本性和规律改造自己的本性。这是完整的自由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规定。”

    “自由意味着同意而不服从，钦佩而不崇拜，理解而不盲信，羡慕而不嫉妒，劝告而不命令，感染而不灌输，威武而不强暴，果断而不专制。自由的人既有创造性和自主性，又具有开放性和认同性；既富于创造，又善于承纳；既独立自主，又需要并且能够同情、理解和爱；既‘自强不息’，又以‘厚德载物’；既血气充盈、棱角分明，又深邃沉稳、不骄不躁。”

    “自由绝不是某种外部力量所能恩赐的，而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恩赐的自由立刻就会变成新的束缚——一方面受恩者为了感恩戴德而甘愿重新被人驱使，另一方面，因为个人没有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铸造，发展自己的主体力量，因此他就没有能力享用现成的自由，他只好把这种自由拱手让人。自由决不象鲜花美酒一样拿过来享受就是，自由同时意味着奋斗、冒险、孤独、牺牲，意味着充分激发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意味着不断的自我磨炼、自我约束和自我创造。”（以上三段摘自王江松的《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128页、110页、136页）

    我对自由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始于书本上的理论阐述，更是来自于自身的生活实践，来自于对十年***的反思。“无产阶级***”中，亿万民众为什么会被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所蒙蔽，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即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与它们相反的声音或信息，人们无从比较和鉴别舆论宣传的真假，便不由自主地上当受骗，不由自主地拜服在了它们的脚下。这样，它们利用独霸所有舆论工具的优势，俘虏了社会底层众多民众的大脑，使之成为了邪恶势力的虔诚信徒；假如在当时，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并未独霸天下所有的舆论工具，独霸天下所有的舆论，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我们就能够分析、比较、鉴别谬误和真理；我们就可能较少的上当受骗。十年浩劫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则必然丧失比较、鉴别谬误和真理的能力，必然上当受骗！

   我对自由的可行性的认识和理解，来自于农村的改革开放。1980年解散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后，土地承包到户；只有几年的时间，粮食过关了，人们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物资供应丰富了，各种票证取消了。要知道，1980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物质极度贫乏。首先是粮食按人配给，填不饱肚子；其次，无论买啥都要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布匹、棉花、油料等重要商品要票；肥皂、洗衣粉、碱面、苏打、针线等小商品也要票。那时一个因为物质极度贫乏而各种票证极度泛滥的年代。

    人们为什么能够吃饱了？生活水平为什么提高了？
　　
    其中最关键的根源是啥？不是中国的人口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不是中国的版图扩大了（而是减少了许多耕地），不是中国的领导党更换了（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老百姓有了比“毛泽东时代”较多的自由。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给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邓选》三卷242页）。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管你有何种特长，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就只许你做一件事，修理地球。一年365天，没一刻停闲，不是与人斗，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就连大年三十也要去修大寨田。分田到户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我善于种田，我就可以多种田多打粮食；我善于做买卖，我就可以把田租给别人，一心一意的经商挣钱；我有木工手艺，我就可以忙时务农，闲时打家俱，多方创收。一句话，就是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国家富强了。

   这个事实说明，自由在中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少，可耕地多，种地的农民也多，但打的粮食却填不饱肚子；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多了，可耕地少了（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减少1.2亿亩；截止去年底，我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1.4亩，可耕地面积仅及美国的1/8；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高产田仅占28%，低产田为32%。《报刊文摘》２００６.３.２０.１版），种地的农民也少了，但打的粮食却过关了。这样对比着一算帐，就看出了自由的巨大价值！

    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更是社会主义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自由的本质是创造！而创造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是人民大众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所以，人民大众需要自由，热爱自由，追求自由！
     陆英民
     2006年7月19日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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