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盛世”了吗？
                               陆啸天
　  时见电视屏幕上，有婀娜多姿的倩影歌唱“盛世”，有风度翩翩的才子赞美“盛世”；一时间，舞台上下异彩缤纷、美女起舞、歌声悠扬、笑脸如潮，真的让您感到如坐春风，已在“盛世”之中。
  
    中国真的“盛世”了吗？不说大西北干旱、贫瘠、无奈的困苦；不说大西南深山险途、食不果腹、走不出的困境；单说在北京就有364.9万暂住人口，多落脚在廉价的违章建筑，这些流动人口又催生了一个适应他们经济状况的自我维持的低层次生存圈，初步具备了印度及部份拉美国家多年来十分头痛的寄生于城市的“贫民窟”特征。（《21世纪经济报导》2006、1、17）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华夏时报》2005、8、19）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前好了许多，不仅填饱了肚子，还看上了电视、VCD，用上了冰箱、洗衣机，骑上了摩托车、电动车，但即便是传统的“盛世”的构成亦非仅物质一项。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帝王时代“盛世”的标准之一。咱现在甭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白天不挨抢少挨偷就念阿弥托佛了。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治安应该说是全国最好的。我在北京推销产品的两年期间，背包、裤兜被小偷割过多次就不说了；有一次大白天，我和一位同事去中关村办事，走着走着，一个小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伸进了我的同事的背包里，我在前面听到同事的喊声，回头一看，是一个新疆地区的十六七岁的青年；他虽然被发现是小偷，但并不怕我们；我追他，他就跑，我停下，他也停下；围观的人躲在远处看热闹。公共汽车上的小偷之多则防不胜防。更有甚者，成都火车站数十名警察与小偷勾结，干啥？偷旅客。"小偷如果要进入候车大厅行窃，必须要给在该段执勤的铁路警察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北京信报》2005年5月22日）据统计测算，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10、8）
  
    “官清吏廉”是帝王时代“盛世”的又一标准。我们现在呢？先不说到政府部门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六千亿元，占国民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更为可怕的是，贪污腐败几成泛滥之势！据2004年第一期《嘹望》披露，1992年至2002年两个五年间，全国处份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6.4%; 处份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和28996人，增加了42.9%; 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和2422人,增加了44.8%; 处份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和98人,增加了25.6%  (转引自《报刊文摘》2004年1、12)；2003年有14个省部级高官因贪污索贿东窗事发而落马（《中国青年报》2004、2、18）；2004年截止到8月份，有36名省部级高官被“两规”（《报刊文摘》2004年、12、6）。十年间就有1515450人受到处份。更为深层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正象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说：我国官员腐败受查处的概率很低，查处后判刑的概率更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效益”而日益猖獗（转引自《杂文报》2001、6、19）。“据估计，中国的腐败黑数至少为百分之八十，即每五个涉足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一人受到查处（《周末》2002、2、1、7版）。
   
    社会主义的“盛世”应该比旧的“盛世”具有更多的“以人为本”的内容。诸如社会财富分配公正、公平、公开、合理；国民共同富裕，没有两极分化；老有所养、少有所抚、病有所治、灾有所救；思想言论自由、迁徙择业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
　　
    苏中杰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也是我钦敬之至的杂文家，他的盛世观警心惊魂。（苏中杰《我的“盛世观”》）现在又大唱“盛世歌”了。先不说这算不算“盛世”，即就是算“盛世”，可是总不明白是何人的“盛世”。贪官们捞钱，犹如进入无人之地，也如同从自家钱柜里取钱，一抓就是几千万，几十亿，而且想存在哪里就存在哪里，安全系数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盛世”，他们唱“盛世歌”，是自我维护意识的必然。但他们卷走的，是亿万民众的血汗，这对亿万民众来说，能不能是自己的“盛世”？企业被强行卖了，官方和资方成了名符其实的主人，在黑幕中想如何交易就如何交易，个个一夜之间成为大富翁。这在他们心目中，当然是“盛世”。可是出卖企业时，总被当成“主人”的工人被“凉”在一边，最后被洗窃一空，失业了，陷入极度贫困，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盛世”？官商勾结，想怎样圈地就怎样圈地，，预想中能夺走多少钱就夺走多少钱，而且有“各有关部门”强力配合，对付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弹指间财源滚滚。这对他们来说，是“盛世”。可是，这是不是流离失所的千千万万“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盛世”？……
　　
    请问卖血为孩子筹集学费的父母，请问沿街乞讨的老人和儿童，请问靠卖淫来读书的女大学生，请问血泪斑斑的“上访专业户”，请问所有失去生存权，民主权、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的人们，“盛世歌”中的“盛世”是自己的吗？在没有民主自由的条件下 , 什么样的 “ 盛世 ” 都不是人民自己的。
　　
    西方国家，尽管经济发展有腾飞时期也有回落进期，但他们是不谈“盛世”的，因为他们有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我发展，人的社会监督保障，所以他们只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以创造新生活，而不把希望寄于由皇帝为中心的“盛世”。 （摘自《围城杂文》《苏中杰文集》）
  
　  其实，人类的社会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共产主义且不说其遥远茫然，即便能够实现也绝非社会发展之顶点，也不是“盛世”！这是人类的欲望具有无止境的特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无止境的特点所决定的。如果有人非要歌颂现在是“盛世”，我说他没安好心，因为他想让我们满足现状，想让我们放弃对未来的追求，想拖住社会发展的后腿！
　　
    盛世情结是一种崇拜、感恩帝王官僚统治的臣民心理积淀，是一个公民不应有的思想意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因为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富强的国家。”（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陆英民
　　2006、3、15、23：16时一稿
　　2006、7、17、23：10时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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