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章先生：
   
    您好！我读了您的《关于〈拒绝崇拜〉的回信》（网络通信二十九）·日思录（277）之后，认为仍有必要就这一话题继续探讨。

    探讨之前，先说点儿必要的题外话。我们俩人素昧平生，从未谋面，换句话说，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即我们的争论没有任何个人私利搅在其中；因此，我们的争论应该是平心静气的、出以公心的、冷静理性的、与人为善的；我们俩人可能均“自以为是”的“固执己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争论，重要的不在谁胜谁负，而在通过争论使众网友和我们自己都能提高思想认识、明辨是非；更重要的是通过争论而倡导争论，让我们大家共同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科学氛围：鼓励思想竞争，崇尚冒险探索，倡导宽容博爱，尊重不同意见，保留多样差异，允许百家争鸣，号召取长补短，提倡广泛合作。

    另外，我不同意您的“现在的确骂毛泽东的文章不少，但我总感觉着存在着个人恩怨在里头”的看法。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老百姓，甭说接触毛泽东，就是看都没看过，所以想和毛泽东有恩怨都难。但我们为什么为此而争论？老一辈革命家李锐说得非常对：“毛泽东一生思想行藏同中国封建专制传统密不可分，即从绝不能丢的“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那里取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同中国皇权定于一尊圣断专行的结合，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7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笔》2001年第1期第138页《序言两则》李锐/文）简言之，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是为了中华民族今后的命运彻底摆脱帝王极权专制的阴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悲剧永不重演；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如果我们忘记十年浩劫，不去总结经验教训，那就是犯罪，因为我们对不起后代子孙！

    以下言归正传：我们为什么拒绝崇拜？

    一、崇拜是十年浩劫的祸害之一

    我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亲历了崇拜的可怕。在“无产阶级***”初期，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如痴如狂，似疯似颠的程度；那时的人们几乎全着一身绿军装，走起路来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逢人说话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态；每一个人都急火火地向他人表明，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并愿为之赴汤蹈火，死亦心甘；为了“保卫毛主席”，人们在惮精竭虑地思考着，匆匆忙忙地奔走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们能够稍微冷静一点，理性一点，“无产阶级***”即便能够发动起来，也不会那样疯狂，造成那样大的破坏力！“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的发动。”“根据‘***’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无产阶级***”能够发生的根源之一，就是我们亿万民众由于崇拜毛泽东而致迷信毛泽东造成的！这样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吸取吗？！如果我们现在还执迷不悟，如果我们还要倡导崇拜，我们置人民利益何在？！置国家前途何在？！置民族命运何在？！置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何在？！我要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迷信任何人！不能再崇拜任何人。

    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

    人在智商上有高低之分；所谓天才，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已；但人在本性上却无低贱与伟大之分，因为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矛盾的混合体。
　　
　　人性是由人的自然本性，自主本性（哲学术语称为“主体性”），自私本性（哲学术语称为“反主体性”）所构成。因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衣食住行的需求；求偶及延续后代的需求；安全、合群的需求；休息、活动的需求；其次，人有力求认识自然界和人类自己的主动性，他能把自己的智慧、力量、情感汇集成创造性；他要求自由、自主、自尊、自强；人的自主本性使人类具有了克服退化，不断进化的动力；再次，人在为满足自然本性的同时，如影随形的伴生出自私本性即懒惰、贪婪、嫉妒。人的自然本性属于中性——不善亦不恶；人的自主本性接近善；人的自私本性可发展为恶性、奴性、破坏性、侵略性。
　　
　　人性结构规律：任何一个人都同时具有自然本性、自主本性（主体性）、自私本性（反主体性），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人就不成其为人。自然本性、自主本性、自私本性三者既有区别，同时又是互相渗透，难以分割的。世上没有绝对善或绝对恶之人。（摘要自王江松著《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第42页至第67页）

    毛泽东与我们芸芸众生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己之心，也有缺点错误，也有喜怒哀乐；因此，我们应该把毛泽东看成与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高耸云端的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平常之心认识他、理解他、评价他，才能正确的、准确的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如果现在，我们仍以崇拜之心来看待毛泽东，则势必只能歌颂他，不能批评他，实际上就是仍在走迷信他、盲从他的老路，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是极其有害的！

    三、不应崇拜毛泽东

    不说毛泽东利用“阳谋”“***”使多少知识精英蒙冤遭难；不说为民“鼓与呼”的彭大将军无辜冤死； 不说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仅说由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造成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元；由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造成经济损失五千亿元；共为六千二百亿元。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几乎相当于我国从1950年至1983年三十多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家底（六千四百亿元）。（《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第11页《以历史悲剧的血与火锤炼现代法文化》张宗厚/文）

    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走的完全是毛泽东在世时禁走的道路，取得了有目共瞩的政绩；这个事实说明，如果毛泽东生前能够听取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治国之策，而不是极力主张阶级斗争，极力主张走“集体化”道路，极力主张搞“无产阶级***”，我们在1970年左右就应达到现在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就是敢于返回起点，从头开始走！自1980年以后，允许农民承包责任田走单干道路（而这被毛泽东一直痛斥为复辟资本主义）；仅仅用了五六年时间，我们的粮食就过关了，中国大多数人民吃饱了肚子；要知道，1980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物质极度贫乏。首先是粮食按人配给，填不饱肚子；其次，无论买啥都要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布匹、棉花、油料等重要商品要票；肥皂、洗衣粉、碱面、苏打、针线等小商品也要票。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物资极度贫困的年代。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学习大寨十几年，天天喊“粮食亩产要过黄河”、“要过长江”，结果依然故我！依然吃不饱肚子！但农民所付出的劳动，却比现在不知要大过多少倍，不仅平时要没黑没白的干，就连旧历大年三十也要去修“大寨田”。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治国能力不及刘少奇、邓小平，所以不应崇拜毛泽东；当然，也不应崇拜任何人！
    四、人民创造英雄

    事实上，任何时代的英雄、领袖、伟人都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就不会产生任何英雄、领袖、伟人；人民群众之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只要时代的潮流需要，人民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才；历代帝王将相最害怕的就是出现新的英雄，被取而代之；所以他们极力吹捧自己、 美化自己，以让民众迷信自己、崇拜自己，达到扼杀新英雄的目的；以保住自己的皇位，自己的荣华富贵，自己可以极尽权欲的天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展现人才的舞台！所以，我们总是迷信、崇拜那些已出现的英雄，而不知呼唤、创造新的英雄；“长江后浪推前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时代前进的必然！

    崇拜意识，实际上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寄希望于强者的一种奴才意识！只有根绝崇拜意识，才能建树自尊意识；只有建树自尊意识，才能建树人权意识；只有建树人权意识，才能充分体现人的存在价值和焕发自我创造的激情！这个时候，你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个被颠倒的概念重新被颠倒过来——人民创造英雄，决不是英雄创造人民。

    五、崇拜——没有理由

    退一万步说，假设毛泽东建国后没有犯那些极端严重的“错误”，我们也没有理由崇拜他！为什么？

    一个农民把地种好了，多打了不少粮食，我们应不应该崇拜他？一个工人认真工作，生产出了很多好产品，我们应不应该崇拜他？一个司机能够谨慎驾驶，从未出过交通事故，我们应不应该崇拜他？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应要求做到的。一个国家的领袖，也是如此；正象毛泽东所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录》第148页）你坐在那个“为人民服务”的位子上，人民群众也就是纳税人不仅给了你国内最高的报酬和待遇，还给了你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权力，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人民的生存，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应该小心谨慎的用好你的权力，你应该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你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六、关于“崇拜”的其它话题

    （1）您在回信中说 ，“崇拜”的含义，词典的解释是："尊敬钦佩"。我认为这个解释不符合中国几千年来的实际国情；崇拜一词的真实含义是：极端迷信皇帝，盲目服从皇帝，狂热追随皇帝！

     （2）您在回信中说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就是我，也很有几个崇拜者呢！我的儿子、女儿，还有我的老婆都有那么一点点崇拜我，我好幸福喔。在我的学生中，也不乏有我的崇拜者，虽然他们也只限于在当我的学生之时，这就足够啦。”我认为，您的家人及您的学生对您的“崇拜”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重量级差天壤之别，且具本质的不同；倘您当初写的是《不崇拜李存章还能崇拜谁？》，我则会一笑置之，决不可能费心劳神用几天时间来写这两封公开信。

    （3）您在回信中说 ，“就是你，我也想问问，你的心目中就没有一个你崇拜的人物，若无，也着实可怜，目空一切到没有一个自己崇拜的人，那是很危险的。”我曾极端的崇拜过毛泽东，所以知道崇拜的可怕

    我是一个仅上过初中一年级的普通工人，我深知自己学识的贫乏，为人的渺小，所以从不敢“目空一切”。不崇拜他人并不等于不敬重他人，不崇拜任何人与“目空一切”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我钦敬一切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而奋斗、而牺牲的仁人志士，我尤为崇敬秋瑾，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等女烈士；因为她们的伟大，我深感自己非常渺小。

    （4）您在回信中说 ，“我想让陈先生再详细说一说，自秦至今，我们中国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上共发生了多少次"个人崇拜"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未来？我的历史知识（常识）告诉我，好像"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是世界的领头羊呀，尤其是在唐朝时期，我们国家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陈先生难道没有学过历史？”

    我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记性又极差，但“个人崇拜”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却是事实：（a）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强力推行对皇帝的崇拜，不知您能否找到相反的例子；（b）社会发展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甭说唐朝，就是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农民的生产工具仍以两千年前的锹镐锄镰为主；而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其生产力的发展本应走在世界的前面；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美国一家人种一万四千亩花生，这在我们今天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割机到地头装进麻袋的已是烤去十个水的花生米。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是不同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每个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决定了每个人具有不同的阅历、学识、禀赋和才能，因此也决定了每个人具有不同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事物往往具有多面性，而每一个人看问题因其角度不同，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决定了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意见本是极正常的事，也是好事。我虽然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我尊重您说话的权利，愿意倾听和讨论您的观点。祝您身心健康！另，为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我摘录了
傅国涌的《邓拓与毛泽东》附在信后。

    陆英民
    2006年7月6日11：52时
    E-mail：lulongxiaotian@sohu.com
    
    E-mail：lulongxiaotian@163.com

链接：

  《关于〈拒绝崇拜〉的回信》（网络通信二十九）·日思录（277）
          李存章    2006-06-28　17:33:03
                                        
　　一位名叫陈英民网友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现全文录在这里，以便大家阅览，陈先生的信之后，便是我的回信，也请大家过目，并参与评论，提出意见。
 

　　
陈英民先生：
　　
    拜读了你给我的“公开信”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给我的“公开”，这是陈先生对我的高看吧。既然是公开信，那应该是公开发表的信，公
开发表的信是可以让大家欣赏的信，所以，来而无往非礼也，我的这封信也权做“公开信”吧。
　　
    你在信中有三个小标题，一是“不应提倡崇拜”；二是“崇拜的危害”；三是“拒绝崇拜无关恩怨”。那么我也就按照你的标题顺序分别说说我的看法。
　　
    我们先看看“崇拜”的含义吧，词典的解释是：“尊敬钦佩”。比如，崇拜英雄人物。恐怕人们的心目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崇拜的人物，比如我，中国的历史人物我就崇拜秦始皇、李世民、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白、曹雪芹、鲁迅、雷锋……外国的历史人物我就崇拜华盛顿、列宁、拜伦、普希金……若要全写出来，恐怕需要几页纸。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就是我，也很有几个崇拜者呢！我的儿子、女儿，还有我的老婆都有那么一点点崇拜我，我好幸福喔。在我的学生中，也不乏有我的崇拜者，虽然他们也只限于在当我的学生之时，这就足够啦。你说“不应该提倡崇拜”，恐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没有办法管住别人的。就是你，我也想问问，你的心目中就没有一个你崇拜的人物，若无，也着实可怜，目空一切到没有一个自己崇拜的人，那是很危险的。
　　
    至于“崇拜的危害”你又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四个小标题：崇拜扼杀思考、崇拜扼杀平等、崇拜扼杀未来、崇拜扼杀真理？也需要我分别说说？
　　
    第一，崇拜不会扼杀思考。陈先生把崇拜单独地定位“也就是真龙天子--皇帝。”一点道理都没有，我崇拜的秦始皇、李世民是皇帝，可我崇拜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公仆，我所崇拜的李白、曹雪芹、鲁迅等就更不是皇帝，而是思想家，不仅不会扼杀思考，还会帮助我们思考。我所崇拜的雷锋，也常常使我思考，雷锋精神，他（它）简直就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精神品质，人格魅力，是值得我们国人长期思考和研究的伟大课题。希望陈先生不要把崇拜“人为的个人崇”以及“个人迷信”等同起来。
　　
    第二，崇拜不会扼杀平等。崇拜不等同跪拜，跪拜有时是盲目的，有时是被迫的，盲目的崇拜（跪拜）是迷信，被逼的跪拜是无奈，理智的崇拜是自然而然。崇拜固然是尊敬，是仰视，但那并不是不平等，那是因为我们所崇拜的，正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和仰视的地方，我们崇拜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我们所应该尊敬和钦佩的品质和人格魅力。尊敬、佩服和仰视，是我们向值得尊敬、佩服和仰视的人看齐，是向他们学习和效仿，更是我们向这些具有着伟大人格伟大思想伟大成就的人物追求相对的平等。如果我们不去刻意地追求和效仿，我们的人格和品质如何追赶得上，而又何谈平等？
　　
    不过，我得声明一句：我所说的追求和效仿，不是拥有诸如秦始皇、李世民手中的皇权，而是他们的雄才大略和气魄以及丰功伟绩。
　　
    第三，崇拜不会扼杀未来。陈先生所说的“未来”大约是封建帝制的未来，与我们今天的未来无关。因为我们现在的全世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父业子承的帝王世袭制度了，就是日本、英国的帝制也不是陈先生所说的帝制了，所以，就是真有人在搞所谓的“个人崇拜”也无济于事了，不会妨碍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更何况，不会再有人能够成功地搞什么“个人崇拜”了。我之崇拜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也不会是一回事吧，毛泽东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就是有人想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恐怕也搞不出来了吧，我可以崇拜，你可以不崇拜，我崇拜是我的自由，你不崇拜是你的自由，我之崇拜怎么会扼杀我们国家的未来了呢，把我一个小小人物，看得也太重了点吧！
　　
    陈先生说：“中国自秦以降，为什么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发展缓慢？民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发展缓慢？其根源即在于此！”我想让陈先生再详细说一说，自秦至今，我们中国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上共发生了多少次“个人崇”"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未来？我的历史知识（常识）告诉我，好像“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是世界的领头羊呀，尤其是在唐朝时期，我们国家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陈先生难道没有学过历史？
　　
    第四，崇拜不会扼杀真理。我崇拜毛泽东，当然包括也崇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至今甚至永远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陈先生不会否认吧？我劝你还是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吧，那可是真正的好思想啊，彭德怀等的悲剧，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但这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我们今天的一些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如果都能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真正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就不会蜕化变质，贪污腐化。崇拜毛泽东思想，不是盲目地迷信毛泽东思想，崇拜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发展和丰富毛泽东思想。
　　
    陈先生的最后一个标题“拒绝崇拜无关恩怨”，我觉着还是比较理智，使我知道了陈先生虽然没有崇拜，但没有个人恩怨，这很好。现在的确骂毛泽东的文章不少，但我总感觉着存在着个人恩怨在里头，这就不好了，有了个人恩怨，肯定就会有观点的偏颇。
　　
    对不起，陈先生，我的回信写了这么多，你读起来一定厌烦了，就此打住，得罪！
　　祝你快乐！
　　　　　　　　　　　　　　　2006年6月28日

                  邓拓与毛泽东

              ● 傅国涌2006年06月25日 星期天
                摘自“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１９３６年，年仅２４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２６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的书生办报生涯。他３７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１９６０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１９４２年提出“毛泽东主义”、１９４４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１９６６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５０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６０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一）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对“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１９４４年５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２２０页，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８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５２２页）
                 
                    （二）
                      
    好景不长。１９５７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３０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２９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１９５７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４１页）
                  )
                      
    邓拓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 ５４０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１９５７年５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０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４８６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４０—５４１页）
                 
                      
    １９５７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１９５８年８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１９５９年２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１９５７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５６１—５６２页）
                 
                   （三）
                      
    从１９６１年３月９日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２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１５２篇杂文。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４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１８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一文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４９８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５１１页）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４２８—４２９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５３１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非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１９６０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１９６０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四）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７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５４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４２７— 4２８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文集》第五卷，４３２—４３３卷）
                 
                      
    这是不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１９７９年），“***”的神话破灭，毛泽东从神坛走下来，邓拓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