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政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在监利县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朱熔基总理，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9月辞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2003年10月起，在香港乐施会（民间公益组织）担任项目官员（《杂文选刊》2004年5期（上）20页）。
早就听说李昌平的大名，颇为钦敬其为农民代言的勇气。一日，在网上浏览，偶然见到李昌平先生所写的文章，遂一气下载了三十多篇，然后用了几天时间细细读之。这一读，方知李昌平先生十分了得。为什么？因为有了比较之后，方知天外有天。
我自幼在农村长大，成家后妻子和孩子都是农村户口，现在还有1.2亩责任田。说实在话，我对农村的贫困，农民的穷苦，农业的落后深有体验，也关心“三农”的有关问题，并写过一些文章。但在我读了李昌平的文章之后，我深深自愧不如。我自愧不如李昌平先生对农民有那样真挚深厚的感情；自愧不如李昌平先生对农村有那样深入细致的了解；自愧不如李昌平先生对农业有那样深刻详尽的研究。可以肯定的说，李昌平先生对“三农”问题的了解、认识、研究下了一番苦工，非一般乡镇干部所能及。更重要的是，李昌平先生那一颗深爱农民，深爱土地，深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应成为全国乡镇干部学习的楷模。
我国目前农业户口的总数为9.34亿人，小城镇居民约在1.5亿人以上，户籍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合计10.8亿以上，占全国人口的85%强（《财经》2002年第15期第68页）。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落后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困扰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最终决定中国能否真正富强，真正走上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村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李昌平这样的人才。因为我深知，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迫切盼望李昌平这样的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忧农民所忧的德才兼备的一流县乡干部，带领他们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发家致富，建设小康。李昌平这样的对“三农”问题有研究对农民有真情实感的县乡干部，也需要农村的广阔天地来实践他们的知识才华，为农民为国家也为自己建功立业。
2000年9月李昌平因向当时总理致信反映“三农”问题，而丢掉已端了17年的铁饭碗：他在绝望中痛苦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土地和他所热爱的农民（李昌平《步云直选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中国的农民虽有9亿之多，但至今并不能决定县乡级官员的命运，也就无权按自己的意志留住自己需要的人才；而有权决定李昌平命运的有关党政官员，却无视农民的意愿反其道而行之。我不禁产生疑惑：难道他们真的漠不关心农民的现状，农民的未来？难道他们真的不想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造福一方百姓？难道他们真的只会为既得利益而搜刮农民，为自己创造高升的“政绩”？难道他们真的害怕李昌平的“不识时物”，不懂“潜规则”而有碍他们的官途？不！我绝不相信！
因为我想起我们的舆论宣传一贯对党的干部队伍的评价，即绝大多数党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换句话说，即绝大多数党政官员是好的（谨此声明：不包括李昌平担任乡党委书记时主政监利的县委书记杨道洲和其后任杜在新，二人均卖官受贿案发落马《农民日报》2005、6、15）。也就是说，监利县绝大多数县乡两级党政官员和李昌平一样，“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和李昌平一样，真心实意的关心农民的疾苦，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忧农民所忧；和李昌平一样，心地无私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心系“三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和李昌平一样，对“三农”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深刻的认识，独到的见地；一句话，他们都是与李昌平在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都是党的好干部，农民的贴心人。
文章写到这里，我发现李昌平的遭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解之谜，即李昌平的无奈出走是谁之过？我们之所以想破解这个谜，是因为我们不愿再看到中国的张昌平、王昌平们再经历李昌平式的悲壮、坎坷的命运。华中师范大学王克安教授在其《就这样目睹李昌平的悲壮命运吗？》一文中写道（大意）：李昌平，经济学硕士（读其文章，方知无愧“硕士”也）；在我所调查过的整整20个省和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拥有“硕士”学位的乡镇干部廖廖无几；在青年干部中，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不仅难能可贵，更为创造展开翅膀打下了腾飞的基础；辞职当年37岁，恰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之时，正是发展、创造的好年华。然而，仅仅因为越级向总理说了几句实话，竟招致在若大中国几无立身之地。不亦悲哉？！
陆英民
2005、5、17一稿 7、19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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