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小外甥在上学前小班，学杂费100元早在开学伊始就交了；但直到下学期开学，上学期的书还未发一本。学校在向学生要下学期的学杂费时，对此事不作任何解释和说明，好象没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我主张应向学校问个明白，便叫我的老妹去问。不一会，老妹回来说，她看别的家长都没问，她也满好意思问。理由是人家都不问咱问那个干啥，又不是咱一家去年交了学杂费。结果，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养成了一种自欺自慰的心理平衡法。明知道自己被帝王官僚欺压、剥削，心里也感到不好受；但看看别人也都象自己一样被欺压、被剥削，并且也都在忍受着、苦熬着，心里的火先自消了一半；接着便是自我安慰：他欺压又没欺压我一个，他剥削也不仅是剥削我自己，我何必傻乎乎的跟人家去较劲！“炒豆大家吃，锅炸裂却是自己的，不合算！”想到这儿，心里的那一半火也熄了。倘看到还有人比自己更受欺压、更受剥削的，心里可能还会多了一份侥幸的窃喜，好象自己捡了便宜似的。

    几千年的自我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无力抗争帝王官僚的压迫剥削及其所造成的种种灾难，为了求得生活的平安和心理上的平衡，一方面随波逐流、苟且偷安，一方面自欺自慰、麻木心灵。久而久之，这种远避是非、忍让求安、苟且偷生的生存方式，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惰性。“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先生对这种民族惰性深有痛感。

    阿Q在中国并没有死，仍然深深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受欺压，你也在受欺压，他也如此，咱们都一样，等于我没受欺压；我穷，你也不富，他还不如我，咱们大家都穷，等于我不穷；我在受罪，你也不好过，他更难受，咱们大家都在受罪，等于我没受罪……

    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苟且偷生又自欺自慰的惰性，不仅导致当时的所有民众更加受罪，也导致每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更加受罪，还导致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加受罪！那些高高在上的“治人者”，摸透了中国老百姓的脾气，索性肆无忌惮，敲榨勒索、巧取豪夺、鱼肉民膏，一个也不放过！

      陆英民
      2001年3月12日一稿

      2006年6月4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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