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只愿听到夸奖、赞颂他的话，厌恶甚至嫉恨批评、指责他的话；则可以断定，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学习工作均不会有进步。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如果只愿看到自身的优点，只愿看到所取得的成绩并喋喋不休的自吹自擂，不愿看到自身的不足，又嫉恨别人的批评，可以断言，那就是这个国家停步不前甚或倒退的开始。所以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十年“文革”已经充份证明此言不谬。

    世上永远不会有任何一个绝对完美的国家；共产主义且不说其遥远茫然，即便能够实现也绝非社会发展之顶点，这是人类具有无止境的欲望所决定的。因此，一个国家，无论它怎样自由，怎样民主，怎样发达，怎样富有，都必不可免的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弊端。如果只会拿人家的失误和弊端来反证自己的完美和伟大，那无异于自欺自慰，自我麻醉。一个明智的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应善于多看其它国家的优点，以它山之石攻己之玉；应多看自己国家的不足，正视并加以改正。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对其自身不足的认识和修正错误具有同步效应；1980年以后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使大部份农民填饱了肚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在此之前，我们喊了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即便是“大年三十”仍在“战天斗地”，粮食产量始终难过“黄河、长江”，一直到1986年我们还在实行粮食供给制。

    生活在流动，世界在发展。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只要你想生存下去，自然界和人类就会不断向你提出新的问题，你要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否则，你就会落伍，就会被世界发展的潮流抛在后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王极权专制的国度，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是帝王奴役、愚昧劳苦大众的文化，并由此建构了中国人民的极权专制下的生活方式：逆来顺受、忍让求安、满足现状、惧怕未来、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这种生活方式又积淀成带有普遍性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倾向，即中华民族的惰性。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然后放大为家族，再多倍放大为民族的结果。通过血缘关系的无限延伸和凝华，所形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强烈的亲缘观念：从自我依恋和自我欣赏的情感出发，把自己的民族看成世界的中心。从而滋生出（1）妄自尊大的心理倾向（中国第一、追求国粹、盲目排外、）；（2）自欺欺人的心理倾向（①精神胜利法：用蔑视别人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自尊。②比祖宗功绩：以“四大发明”来抵消世上所有的发明。③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中国虽不发达，但文化悠久。④讳疾忌医：害怕别人揭露阴暗面。⑤自吹自擂：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家长、家族、民族，这三个中心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三座大山；家长自我中心导致官僚自我中心：把权力单向化，只管制别人，不受被管制者监督；被管制者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权指责其对错；严重的贬损、吞噬了普通人的人格尊严。家族的自我中心：把社会关系宗法化，造成人身依附制度化；导致普通人缺乏个性、独立性，使之盲从没有主见，最终丧失人的鲜活个性。民族自我中心封闭了中国人的外向视野，导致了中国人的合群的盲目的妄自尊大。（整理自《新华文摘》1988年10期《第三次解放》）

    以维护帝王极权专制，愚昧民众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秦以降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和偏见，导致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认识能力低下。“有一个可以说是残酷的事实是，在孔孟老庄之后，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超出他们或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思想家了。几乎所有的学者倾其毕生精力去注释、考证那为数有限的几部经典，最多不过是补充，发挥和完善其中的基本思想而己。”（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

    我们这个民族要想正确的认识自己，就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而要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就必须要打破传统思想文化的桎梏，大量吸收外来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文化，使我们逐渐建构自己的、开放的、创新的、发展的、全新的思想文化。而要建构这样的真正能够代表劳苦大众的思想文化，首要任务就是反省我们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落后的东西，批判那些落后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全民族的思想素质的飞跃；所以，爱国不是喋喋不休的自吹“四大发明”，而是冷静的审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爱国不是慷慨激昂地喊几句时髦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应做的事；爱国不是仰观国旗的冉冉升起，而是注目自己的内心是否与劳苦大众同呼吸；爱国不是高唱赞歌粉饰太平，而是做一个给祖国诊脉的医生；爱国不是紧跟社会形势做一个应声虫，而是敢于捍卫真理，伸张正义，直刺丑恶；爱国不是爱哪一个领袖哪一个政党，而是爱每一个活在自己身边的平凡的人。
    
    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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