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忧患始。”
　
    大概由于我识得几个字的缘故，便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竟莫名其妙地走上了爱好文学的路，写得小说、诗歌、散文那叫一个臭，却不知天高地厚的爱关心起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命运来。
    
    我说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并非指关心我们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又夺了多少冠，国脚们是否踢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那些东西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没多大关系（即便我们把奥运会上的金牌全抱回来，并不等于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健康了）。我关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好处，哪些坏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资源的分配有没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为何愈演愈烈；中华民族为何总是多灾多难……而老百姓又为何总是灾难的最终承受者？这些问题总是不由自主地缠着我的身心，经常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曾无数次于夜深人静之时问我自己:“你为啥要关心这些事呢？与你有啥好处？”
    
    因为我知道，写文章要说真话；只有说真话的文章才有人看，才有感动世界的生命力；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但一个不让说真话的国度绝不会有真理；而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无不忌恨敢说真话的人，“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因为我知道，既便新中国建立以后，敢说真话者也大都没好下场。张志新因说真话，临刑前还要被割断喉管；林昭（北大一才女）因说真话，1968年被枪决后，至今不知临刑内幕及其尸体何在，行刑者竟向其老母索要子弹费；舒赛（1937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共产党员）因说真话，1971年5月19日在狱中被活活折磨而死；李九莲因说真话，临刑前被狱警用一根尖尖的竹签将她的下颚和舌头牢固地刺穿成一体；史云峰因说真话，临刑前，被紧绑双手，被注射了麻醉药，塞满棉团的嘴被医用缝合线紧紧勒住（《春风化雨集》下、第392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还有彭德怀、顾准、遇罗克、王申酉、杨伟名、罗龙基……他们因说真话，不仅自己惨遭厄运，且连累家人多灾多难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我有私心私利，我有妻子儿女，因说真话而给家人带来灾难非我所愿，我也害怕因说真话而遭到张志新、林昭等烈士的下场。所以，我曾一次又一次试图把头埋进沙漠，不问世事，只求饱食终日，消磨时光；我曾试图缄口默言，不问事非，远避祸害，平安度日；我曾试图随声附合，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每当我这样违心的说话，虚伪的做人，畏畏缩缩，窝窝囊囊的活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强烈地感到在我心底的深处坠着铅一样沉重的隐痛。这隐痛时时象针一样刺扎我的心，我感到心在流血，接着是痛不欲生，五内如焚。我想大声呐喊，我欲仰天长啸，我已泪水如雨……
    
    我激凌一下，从迷失的梦幻中醒来，那藏在我心底的铅一样沉重的隐痛，就是我想忘又忘不了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就是我想忘又忘不了的自古以来受苦受难的祖先们，就是我想忘又忘不了的对自由和幸福企盼之极的后辈儿孙们；每每此时，我就想站在高山之巅，张开双臂向苍天怒啸，以浇胸中块垒。
    
    我禁不住自责自己苟且偷安，贪生怕死；自责自己愧对天良，放弃真理；自责自己逃避现实，不敢做人。我给自己酿了一杯苦酒，说实在话，我不愿喝下去但我又非喝不可。因为我知道，今生今世我难以舍弃这杞人忧天的情怀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曾无数次在心里逼问自己，是性格使然还是知识使然？后来我慢慢明白，我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其实就是关心我自己的命运，关心后辈儿孙的命运，因为是中国这块浸满劳苦大众血泪的土地生养了我，因为我心里流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争自由、幸福所抛洒的鲜血……
     
   
       2005年元月16日一稿，2月27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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