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萧灼基访谈录所想到的 | |
我乃一平民百姓，与北大教授萧灼基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读了《理论前沿》（2005年第17期）萧灼基访谈录后，认为萧教授对当前社会现实的认识有欠准确，有可能危及大众利益；遂如骨鲠在喉，意欲一吐为快；故不揣冒昧，愿就教与萧教授及众方家与众网友，恳乞不吝赐教，深致谢意。 在访谈录中，记者说：有专家称，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即1%的富人的财富已占全社会总财富的46.5%），并在今年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有人认为，这预示着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将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发生社会危机。对此，您怎么看？ 萧教授说，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一是我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社会上贫困阶层都在绝对或相对减少。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30.2%降至3%，从3亿人降至2600万人。二是我国政府实行农村贫困线、城镇低保线和下岗职工补助线，保证了最贫困的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三是我国实行公平的社会政策，公民权利平等，就业机会平等，以至义务教育制度平等，为贫困阶层提供了改善处境、脱贫致富的政策环境。四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是从先富到共富，这个目标使广大贫困人员看到未来，看到希望。 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否会发生社会动荡；笔者身处乡村僻壤，孤陋寡闻且学识浅薄，不敢妄言；但笔者依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和身处社会底层的亲历所感，认为萧教授的以上四点论据颇有问题。 一、 萧教授第一个论据，即“我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社会上贫困阶层都在绝对或相对减少”，这一论据所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较快是事实；但我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低层次劳动和大规模基本建设实现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其代价是惨重的！中国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材，8%的石油，45%的水泥，创造了全世界4%的GDP，数字反差太大！（《经济参考报》2005、6、21） 中国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京华时报》2004、4、25） “为了这个GDP，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港澳台地区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跑进来了。于是，黄河的水不能喝了，淮河的水不能喝了，长江已变成第二条黄河……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被严重污染结果的”癌症村“却一个又一个的在神州大地出现……‘农村的圈地运动’使中国社会凭空多出了四千万‘三无农民’，一个国企改制使中国社会凭空多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杂文报》2005、6、10邵道生《GDP提前一年实现的忧思》为了GDP的增长，连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赤字，从1979年到2002年，24年中，只有1981、1985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均为赤字。赤字余额从1979年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到了3098亿元。（秦朔《告别GDP崇拜》） 中国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增速较快；但可以肯定，中国以后的经济增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否则，不仅不会减少社会上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更多的贫困人口。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近日说：由于前两年的经济、投资过热，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结果，而并非是有些人认为的是宏观调控才产生的。已有民营企业家以12亿重金匆匆上马钢铁厂项目，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量进口设备空闲而不敢投产。政府不得不“下猛药”，否则将致使一大批企业倒闭，一大批项目成为烂尾工程。（《上海商报》2006、1、11）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GDP以显示自己的政绩，竟不惜劳民伤财“创造”GDP。甘肃省玉门市2003年8月投资690万元建成豪华广场，2005年10月扒掉重建，重新投资1500万元，而当地人口不到19万。（《杂文报》2006、1、17）类似事例全国并非少数。这样糟塌纳税人的血汗钱，无疑可以创造高GDP；但它能相对或绝对减少贫困人口吗？！ （二）我国贫困标准线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近年来好多事都爱讲与国际接轨，诸如电信收费、高校收费等，单单贫困标准线没有与国际接轨。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线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不低于一美元的标准，而我们的贫困标准线是年人均收入637到832元之间。（《中国妇女报》2005、1、18）咱们按832元计算，每人每月生活费69元；这69元要用于一个人一个月的衣食住行，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也是难以为继的；笔者所在的乡村，仅煤气一罐（15公斤）已涨到90元，一吨煤泥280元，一市斤大米1.4元，白面1.0元，高粱米1.0元，玉米面0.7元，按现在的市场价格，甭说69元就是100元也难生活一个月！ 收入不等于消费，收入与消费是两码事。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把年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尤其是我们在计算农民收入时，把来年的再生产费用也打在了里边。农民来年必须要种地，必须要买种子，化肥、农药及其它。 （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大众收入的 相应增加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基尼系数也越来越高，即贫富差距亦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大量的社会财富到了少数人手里；在这种情势下，整体人均GDP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下降速度更快。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增速迅猛！但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国际金融报》2005、6、20《工资占GDP比例逐年减少》） 以辽宁省为例。43.7%的职工位于最低工资边缘，46.8%的职工自2002年以来收入没有变化或收入下降。（《工人日报》2005、12、26） 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不能随着GDP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因为GDP的很大一部份被少数富人和贪官掠夺去了！我这样说绝非主观臆测。“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换言之，在城镇还有2.4万亿是通过非工资方式分配的。这非工资的方式除了经营、技术等收入外，很大一块就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国际金融报》2005、6、20） 有两位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认为，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到40%之间。这样的计算或许有一些夸张，但在腐败案件中，官员们的财富动辄百万、千万却是事实（《报刊文摘》2004、12、17）。 （四）请看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说，按照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刚刚越过温饱线的贫困群体，稍有变故即易反贫。如2003年，有1460万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但又有1540万人返贫。2004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人，还有4977万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7600万人。（《求是》2005年第18期） 观察家们说，在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据统计测算，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10、8）2006年2月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另据资料统计，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达50%。（《大河报》2006、2、7） 2003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82.60元；然而，据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调查显示，有近六层的居民收入在全市平均线以下。（《中国信息报》2004、2、6）北京市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额由2003年的3.4：1.扩大到4.0：1。2005年5月底，北京市失业人员达8万余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67%，首次突破1.5%，为近十年来最高。（《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17） 在北京有364.9万暂住人口，较低层次的流动人口多落脚在廉价的违章建筑，这些流动人口又催生了一个适应他们经济状况的自我维持的低层次生存圈，初步具备了印度及部份拉美国家多年来十分头痛的寄生于城市的“贫民窟”特征。（《21世纪经济报导》2006、1、17）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华夏时报》2005、8、19） 面对大面积的贫困人口，我们的扶贫资金是怎样分配的呢？据〈公益时报〉批露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扶贫资金只有35.3%能覆盖到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贫困户，有20.2%落在了无需扶助的中等户身上，更有44.5%以“锦上添花”的形式充实给了富余户。2003年8月，国家发改委向陕西省华阴市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但最终到灾民手中的只有50万元；当地百姓曾多次举报和控告，但最后结果是被华阴市政府关押和教养。（《杂文报》2006、1、27潘多拉《惊闻救灾款“缩水”99%》） 事实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萧教授的第一条论据有欠稳妥。 二、萧教授的第二个论据，即“我国政府实行农村贫困线、城镇低保线和下岗职工补助线，保证了最贫困的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这一论据所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贫困标准线定得太低，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稍有变故即易反贫；我在前面已有论证，此不赘叙。 （二）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国政府实行的贫困标准线能够保证最贫困的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但仍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困扰着贫困人群，即人吃五谷杂粮，终日劳作、栉风沐雨，难免生病住院；而现在到医院治个感冒就得百元以上。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就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南方周末》“众议”版2005、6、2）倘有贫困人口生病住院，832元的全年生活费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够！ 现在的高校收费成了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现在的巨款购买楼房成了市民返贫的第一因素；现在的天价医疗费成了全国人民返贫的最大因素！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大量的事实可证！ （三）目前的客观现实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中国青年报》2006、2、13）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很小，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只占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仅占2%。（《报刊文摘》2005、1、3） 三、萧教授的第三个论据，即“我国实行公平的社会政策，公民权利平等，就业机会平等，以至义务教育制度平等，为贫困阶层提供了改善处境、脱贫致富的政策环境”，这一论据所存在的问题。 （一）萧教授的论证自我矛盾 萧教授承认“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换句话说，萧教授承认我国目前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大、收入不平等；但接着又说，我国实行公平的社会政策……；我们不禁纳闷，既然我国实行公平的社会政策，基尼系数就不应超过国际警戒线，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极大的局面。平心而论，我国基尼系数之所以会超过国际警戒线，就是因为竞争环境不公，竞争起点不公；换句话说，权力参与了市场竞争。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在没有投入过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为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公司资产总值数亿元人民币(《报刊文摘》2003、11、12)。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还有张慕阳、王慕阳、李慕阳…… （二）我们的公民权利平等吗？ 先举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非北京居民在北京居住要花钱买暂住证。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而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人是中国公民，非北京人也是中国公民，同是中国公民，为啥两样待遇？这叫公民权利平等吗？ 再举一例。遭遇车祸，赔偿时同命却不同价。2005年12月15日凌晨，在重庆市江北区某中学读书的何源，与另外两个女同学同乘一辆三轮车去上学，途中被一辆失控的卡车伤命。善后赔偿何源家属只得5.8万元，而另外两名女孩家属却各得20余万元；原因是何源属于农村户口。同是女孩，同在一个消费环境，同在一个学校，同乘一辆三轮车，同时遇难，仅仅因为与生命价值，与个人才华，与身心健康毫无关联的户口本不同，所得到的赔偿竟相差四倍，这是公民权利平等吗？！而这样赔偿的依据竟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中国青年报》2006、1、24《三少女遭车祸同命不同价》 再举一例。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一次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中国农村有一半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而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至80%。（《报刊文摘》2004、11、1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为此开支三千万元。这些公车是谁的车？大部份是各级党政官员的车。从理论上讲，中国各级党政官员与中国农民同是中国公民，理应享有同等公民权利；但事实是，一方面中国有四亿多农民看不起病，（我国现有农村人口9.4亿《报刊文摘》2006、3、1）一方面中国的党政官员仅因坐骑就耗费纳税款三千万元；远远超过中国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与医疗经费之和。（《报刊文摘》2005、、12、7） 再举一例。继新华社2005年12月2日以《路通了农民哭了》为题，将山西省“太长”高速公路建设背后的“黑洞”予以暴光后，央视《焦点访谈》栏目2005年12月21日又以《路通了心堵了》为题，再次将“太长”暴光；在中央媒体“光顾”之前，当地媒体对此事没有只言片语的报导；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听命于当地党政官员的指示。虽然当地党政官员与当地媒体记者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虽然记者有报导事实真相的责任和权利；而类似事例全国并非少见。 （三）我们的就业机会平等吗？ 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在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预计仅能安排1100万人，将有1400万人难以就业。（《北京晨报》2006、2、14） 不管一般民众就业如何困难，中国各级党政官员的子女就业不仅不会困难，还大有挑选余地；这我敢打包票！河南省沈丘县北杨集乡一个小小的乡财政所长，就可凭职权将自己当时正上初中的大女儿、二女儿、二儿子、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家中的妻子全都安排了工作，而且该所长的妻子“一岁”时就参加了工作。（《新华社每日电讯》2005、11、19）而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身边并不少见。别的不说，仅说这几年国企改制，下岗的工人数以千万计，但哪个官员的子女下岗了？！有一首民谣在一定程度上写照了现实。“老婆嫌企业不景气，走马调入财政局；儿子嫌公司没权力，转身即进公安局；女婿不愿干”个体“，摇身穿上法官衣；女儿嫌教书没出息，转入人事部门管提级”。 改革开放以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虽有改进，但“仍有很多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妨碍某些社会成员获得公平的上升机会。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说白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社会底层的子女要想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难！以上论证，绝非笔者妄自推断，而是根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正式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2004年7月28日） （四）我们的义务教育平等吗？ 恰好近日送来的《报刊文摘》（2006、2、24）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题目是《广东调研义务教育——城里学校像欧洲，乡下学校像非洲》。说的是，广东东西两翼的学校连水电费都交不起，农村地区中小学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全省教育债务竟达73个亿！教室光线不足却不敢开灯，夏天气温高却不敢开电扇。而广州市二中斥资2.5个亿在科学城建成“山水学府”；广州市一中斥资2亿元建成有“一线珠江江景”的江边学府；广东实验中学斥资2.6亿建成芳村新校区……近几年来，城市里的重点学校几乎都添置了空调，直饮水设备。 “城里学校像欧洲，乡村学校像非洲”的现像，乃全国普遍存在。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得出结论：“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课题组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说：“教育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教育差距的程度和拉大的速度在有些方面超过了经济差距的程度和拉大的速度。不少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在这些政策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形成的城乡区别对待的教育政策，或者可以称为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中国青年报》2005、6、27） 由于义务教育政策及投资的不平等，导致我国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中国青年报》2005、9、7）我很纳闷，萧教授所说的“我国义务教育制度平等”是据何而来？谁都知道，北京市高考分数线要比边远省份低一百多分；择取人材的标准不是根据学习成绩而是根据考生所在地域，这种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教育政策是何等地扼杀人才，又是何等显而易见的不公！ 四、萧教授的第四个论据，即“我国改革的目标是从先富到共富，这个目标使广大 贫困人员看到未来，看到希望”，这一论据所存在的问题。 （一）如果我们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确能保证“先富到共富”的话，我们的基尼系数就不会越过国际警戒线，就不会产生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像。 （二）要想知道“先富能否到共富”，首先要寻根求源，看先富者是怎样富起来的；然后从先富者现在的表现来推断他们以后的行为，因为预知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刻的了解现在；最后，要看制度对权力的制衡、制约的程度。 中国的先富者，不能说没有凭自己的知识才华、辛勤劳动而致富的人，但可以肯定地说，大部份先富者靠的是以权谋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们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两种价格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就高达四千亿元左右，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各式‘寻租者’手中。”（王亚平《贪官灰色收入》第6页） 仅举一例。贵州省贵阳市的陈林， 一个爱玩女人又爱赌博的社会小混混，从1993年到2002年，短短十年间，一跃暴发成为贵阳市拥有十多家企业的大老总，他仅别墅上海就有三套，广州一套，贵阳一套，另外还有两套豪华住宅；他情妇有好几个，在澳门一赌就是几千万。他为何能一夜暴富？因为他的后台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刘方仁的权力不仅是陈林发迹的主要推力，也是其种种罪行得以明火执仗进行的安全保障”。《报刊文摘》（2005、4、15）中的《虎皮下的“组织部长”》 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23.6万人，所掌握的财产总额9690亿美元（《报刊文摘》2004、9、3）；但目前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一千万家企业中，竟有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而美国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达到6700多亿美元，供社会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目前我国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全部资金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报刊文摘》2005、6、13）。 权力为何能致富？！因为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受到有效的制衡、制约、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已成定律。今后先富能否到共富，最主要的取决于能否制衡、制约、监督权力，即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现在断言为时过早！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声明两点：（一）我绝非否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自己纵向相比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都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较大提高；同样毫无疑问，我们的现实社会还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我渴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而要达到此目的，就要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承认问题；只有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只有解决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才能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这也是我写本文的初衷。（二）萧灼基先生是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其学识、阅历、著作是我终生无法企及的；我是一个身处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所以，拙文中的错误、谬见在所难免，我真诚的希望萧教授能够谅解我的浅识拙见所致的文中不当之处并给予批评指教；我真诚的希望众方家及众网友能够给以批评指教。谨此，深致谢意。 2006年2月28日10：06时 一稿 2006年3月7日18：38时 二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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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读萧灼基访谈录所想到的 | |
平等，博爱，自由，难以自圆其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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