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仅知道梁漱溟先生是建国后唯一一位敢与毛泽东较真的刚正敢言之士；读了马勇先生所著的《梁漱溟评传》，才知道梁先生更是一位关心国家前途，尤为关心农民命运且身体力行的学者。
梁先生于1928年就在广东试办过“乡治”讲习所（《梁漱溟评传》136页）。所谓“乡治”，就是从乡村自治入手，以改造农村求改造旧中国 ，梁先生著有《乡村建设理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乡村建设旨趣》、《乡村建设》等书刊。1931年6月曾在山东邹平与他人合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大型农场，举办过农展会，帮助农民组办过各种合作社（《梁漱溟评传》220页）。实事求是的说，梁先生对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状况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论研究，对农民亦有较深的感情。也许正是这种难以割舍的亲农情怀使他在建国后遭受了二十多年的厄运。
1953年9月中旬，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后的个人发言会上，梁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热爱，意欲对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有所帮助，直言提出了如下建议。他说：“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活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的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似应为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梁漱溟评传》387页）。
梁先生当时是政协委员，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责任，况且周恩来在事前曾找他谈话，催他在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意见（《梁漱溟评传》385页）。平心而论，梁先生的发言，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是帮助美帝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更谈不上是用笔杆子杀人反动透顶，是野心家、伪君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梁先生已作古，回过头来看历史，是非曲折已可一目了然。
中国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所产生的二元社会结构，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不仅没有消除城乡差别，而是加剧了城乡差别。有资料显示，建国后由于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使我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到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6％以上，发达国家达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同期仅为29.9%，相差甚远（2002年1期《南风窗》44页）。
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限制了农村的发展，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将全国的农民死死的限制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不管每一个农民有什么特长，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追求，都不允许你发挥和发展，美其名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让你没黑没白的学大寨，累得你腰酸腿疼，昏头涨脑。更为可怕的，农民的身份具有世袭性，你如是农民的子女，就只能永远是农民，无论招工，转干都没你的份儿！让人为制造的事实昭示人们：农民的子女就只会种地，别无它能；所以，也应别无它路！
至于说到侵害农民利益，现在已有具体的数字资料佐以证明。建国之初，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自50年代利用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人为制造“ 剪刀差”，使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和市民的腰包。据统计，从“一五”计划到国家工业化第一阶段结束（1953——1989年），国家通过“剪刀差”共从农民手中拿走工业化资金七千亿元，占农民创造价值的１/５。进入９０年代，这种“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每年绝对额都在１千亿元以上（２００２年１期《南风窗》４３页）。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通过低价从农民那里征地，然后高价出售，估计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两亿元（2003.11.7《报刊文稿》）。
城乡二元社会制度至今仍在发挥着惯性作用。工人、干部其工资超过800——１０００元后的余额才纳税；而农民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地多还是地少，只要你有地，就得纳税，笔者家乡，每人仅有０.２５亩地，仍纳税不误。（２０００年，农村人口人均税率比率为３％，但实际为５％（《时事》中学生版，总第５４期第１０页）。农民、工人、干部同为纳税人，但农民６０岁之后却不能像工人、干部那样享受社会反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７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中国农民的问题。你就这么说吧，中国的广大农民不富，中国不可能真正富强，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农民怎样才能富？那就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给他们以充分的展示个人才华的自由，给他们以广阔的创造天地，任他们发挥才干，任他们创造财富；最终使大多数农民告别土地，进入城市，使他们不再依赖土地而有稳定的收入和发展；使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幅度降下来，不如此，中国的农民难以真正致富，中国也难以真正富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中国有正义感，有见地，有胆识的学者与他们共同向社会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可以说，梁漱溟先生是建国后第一个敢为农民说话，敢为农民争利的刚正之士，这也是我常常以崇敬之心非常怀念梁先生的原因之一。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４：３０ 一稿
2003年12月25日22：00时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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