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知识份子不具有软骨症；这是因为凡具有软骨症的文化人不配称知识份子。这就牵涉到对知识份子定位的问题，何谓知识份子。
　　
    知识份子原以“知识阶级”一词出现，最早源于俄国1860年间；而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词，则是在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份子宣言》时首次使用。（《随笔》2001年第1期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从这一名词诞生之日起，它就遍身燃着真理的烈焰，放射着正义的光辉。
　　
    知识分子首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精深的知识，但有知识的人并不绝对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是真理的捍卫者，自由的追求者，正义的伸张者，良知的呼唤者，社会的批评者，民众的“守夜”者。
　　
    每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她）的内心都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并且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时时在警醒他（她）、激励他（她），给他（她）勇气、给他（她）毅力，给他（她）坚强。
　　
    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就是：
　　
   （一） 知识分子有传播知识，再创知识的责任；即有传承文明、发展文明、创造文明，光大人类正确思想的责任；
　　
   （二） 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不依附权势，不盲从潮流，忠于科学，敢于坚持真理的责任；
　　
    （三） 知识分子具有启迪民智，开化民风、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责任；
　　
    （四） 知识分子有为真理监守良心，有为社会高张正义，有为民众勇于呐喊的责任；
　　
    （五） 知识分子有审视的认识社会，理性地批判社会，科学地建设社会的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真正能够担当得起“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有知识的人是不多的。就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理性、悟性、科学性及其内在力量而言，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会缺乏知识分子；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中，却是非常缺乏的。为什么？因为中国自秦以降缺乏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即自由的、开放的、文明的社会制度；因为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真知识、真学问，而后才能谈到其它方面的发展；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极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扼杀真知识、真学问，从而毁灭了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有一个可以说是残酷的事实是，在孔孟老庄之后，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超出他们或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思想家了。几乎所有的学者倾其毕生精力去注释、考证那为数有限的几部经典，最多不过是补充，发挥和完善其中的基本思想而己。这于西方思想史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在那里，巨星辈出，高峰叠立，学派纷呈，各领风骚，一浪盖过一浪。”（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
　　
    帝王极权专制制度不仅毁灭、毒化产生知识的土壤；更为恶劣的是，大兴文字狱，极力打杀任何有骨气的文人。最为著名的是，明朝方孝孺因言获罪而祸灭十族，死者多达873人。1403 年燕王朱棣进京逼宫，侄儿建文帝外逃，朱棣自立，逼方孝孺草诏；方痛斥朱为逆贼，且哭且骂，“要杀便杀，诏不可草！”燕王怒道：“你何能遽死？就算你不怕死，也不顾九族吗？”方厉声道：“便灭我十族，我也不怕！”遂不仅祸及九族，还殃及了朋友门生。（蔡东藩《明史演义》第183页 ）凡是人，真正不怕死的总是少数。所以，我认为，两千多年的帝王极权专制是扼杀知识分子的罪魁，是造成文人软骨症的病根。
　　
    帝王极权专制社会，不允许产生与统治者思想对立的独立思想；因此，不仅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甚至连聚众说话都不行，秦始皇时就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罪条。
　　
    帝王极权专制社会对敢于独立思想，敢于说真话者，从来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甚至从肉体上毁灭。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现代的枪毙思想犯，无不以极其残忍，极其黑暗，极其野蛮的手段剿杀知识分子；而人都有热恋生命的本能，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都有疼爱、惦念后代子孙的本能；当思想者的下场是极其悲惨地走向黑暗的地狱，如张志新烈士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 。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朱健国《不与水合作》、金石开编著《***死亡档案》）在四人帮的超法西斯的酷刑之下，还有多少思想者敢再发出自由、独立的心声？！即便是其本人不怕死，也还要考虑祸及家人；即便是不考虑家人的祸富安危，家人亦不愿受其连累，为自身计，也要帮助统治者抽掉思想者的脊梁。
　　   
　　   
    社会的价值导向决定着社会中大众的价值取向。历代帝王官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利用一切手段鼓吹“忠君”；即不但你要听皇帝的话，还要为皇帝着想；你“忠君”了，至少可以过着平安的奴隶生活；如你善于忠君，说不定还能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倘你不忠君，偏要说真话，对不起，恐怖的地狱等着你！有谁愿做这样不识趣而自讨苦吃的人呢？中国人的脊梁在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的生活方式中，早已被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地抽掉了。纵然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也只能孤独无援的极端痛苦的悄然消失在麻木的人海之中！而这对于后来的思想者有绝大的打击，以至于恶性循环，思想者被迫走进沉默。
　　  
　　杂文家乐朋在他的《专制荼毒与道德坠落》一文中说：“第一，专制政治是道德坠落的体制性根源；第二，专制者为了实行寡头政治，不惜摧垮社会良知和道德廉耻，培植无耻的奸险小人；第三，在专制政体下，个别领袖人物的开明贤达，无助于扭转社会道德坠落的颓势。把以上三点加以洗炼，我看不妨总括一句话：专制之下无道德可言。”
　　当一个社会人性之恶象洪水一样泛滥的时候，人性之善会被肆无忌惮的吞噬和淹没；人们以丑为美，以善为恶，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人们苟全性命尚且不及，哪里还敢仗义执言，能够独善其身即已最高境界。这是我身历“无产阶级***”的切身体会。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极权专制已形成了中国人的可悲而不自觉的生活方式。
　　
    因为人类创造了知识，才使自己不断进化，推动社会更加文明的向前发展；人类只有不断创造新思想、新知识，才能不断进化自己，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才能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而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的大敌，就是帝王极权专制制度；因为帝王官僚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永远享有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必然垄断知识，奴化知识，扼杀知识的创新。
　　
    中国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受到谴责呢？我认为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是因为凡人有了知识，起码就有了分辨是非，分辨黑白，分辨丑恶的能力，起码应该知道做人须要监守的底线，你不敢说真话，可以保持沉默，但不能说假话！不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我们缅怀世上所有的真理捍卫者，不仅仅是为了怀念他们；更为了学习他们，为了思想的觉醒，为了敢与邪恶抗争，为了明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加有个“人样”！倘若我们明知这样做是对的，但因了种种原因而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受到谴责！
　　

　　2006年3月22日13：26时 一稿
    2006年3月25日11：46时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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