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你一脸唾沫”的觉醒

游宇明

有强权的地方，就有对强权的反抗，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就是反抗的方式之一。不过，在专制时代，相对于有权有势的军阀和官僚，新闻记者其实非常弱势。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就不乏以生命殉真理的媒体从业者。

出生于1886年的邵飘萍是中国现代早期的报人，1912年，他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揭露官僚和恶霸的丑行，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闭《汉民日报》，邵飘萍被捕，后经过营救出狱，被迫逃亡日本。1918年10月，他创办了著名的《京报》，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和民众一边，无情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报馆因而被段祺瑞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欣喜若狂，他马上恢复《京报》。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爱国学生惨遭军阀当局杀害，邵飘萍又站到了正义力量一边。此外，邵飘萍还支持冯玉祥和郭松林等人反对奉系军阀的行动，奉系军阀对他恨之入骨，1926年4月，张作霖率领奉军闯入北京，立即逮捕邵飘萍，4月26日，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残酷地杀害了他。

傅国涌《文人的底气》一书提到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林白水与邵飘萍处在同一时代。这位《社会日报》的社长因为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毅然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并且不愿满足军阀“更正请罪”的指令，而被“狗肉将军”张宗昌枪杀，终年52岁。林白水办报三十年，三陷囹圄，五被查封，但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舆论监督的责任。

在中国百年新闻史上，还有一位报人的名字绝对不可忘记，他就是《申报》的主办者史量才。《申报》本是一份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祖界创办的老报纸，史量才1912年接手后，将其发展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蒋介石时代，《申报》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等让蒋介石大为震怒的文章。据徐铸成回忆：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追求言论自由的正义最终没有斗过无耻的权力，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沪杭路上。

在民主社会，新闻记者对执政当局或政治、军事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在媒体上发表就是，正确的，政客们不敢不听；不正确的，领导者也顶多一笑置之，不要说随便杀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动用一下行政、司法资源，比如对记者罚款、将其拘留几天等等，都会引起舆论大哗，最直接的后果是丢掉公职，甚至可能遭到“滥用公权”之类的起诉。然而，在专制社会，军阀、官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抓人也好，杀人也罢，都不必付出什么代价。此种环境下，新闻记者还能坚守舆论监督的天职，自然显得特别可贵。

言论自由需要热爱自由的人去争取。即使是在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些民主国家，领导者向往的也不是权力得到有效监督，而是“没有新闻的自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语）。媒体的舆论监督与权力的关系永远此消彼长，舆论强有力地监督了权力，权力就相对老实；舆论不敢监督权力，权力就可能胡作非为。一个社会要让舆论体现自己的担当，当然首先需要确立一个“言者无罪”的言论环境，不过，言论者的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中国百年言论史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报人的独立立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绝对不是军阀发慈心赐予的，而是无数优秀的报人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专制者玩的永远是以少数人控制、统治多数人的游戏，当多数人从专制者的迷魂汤和权力恫吓中觉醒，专制者对“出头鸟”的打击也会有所忌讳。

新闻记者的手里没有刀枪，与不法的权力作战，总有以卵击石的味道，但一个真正的文人不会怯懦，他至少可以做到“你打我一枪托，我吐你一脸唾沫”。许多时候，这种“唾沫”恰恰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先声。

原刊2008.4（上）《杂文月刊》（封面要目头条）